一九五二年，当我以二十六岁之龄，当选为台湾佛教会常务理事时，为了替有为的僧青年在教会中争取一席，以期会务更有朝气，进而促使佛教的迅速发展，我多次直言不讳，抨击长老把持教权，应及早退休。自己一无建树，却想先反对别人，这样的“革命”当然注定是要失败的。
是年五月，我应邀驻锡宜兰雷音寺。由于来台数年之间，目睹佛教徒佛道不分，只知赶赴斋会，祈求福寿，却不知佛法真义，遑论内修外弘，对此我早已感慨干心。这时又见到寺院佛殿内供奉了一百多尊神像，自忖正好可以借此教育信徒，遂将其全部收藏起来，只供佛像，以正视听。此举虽然触犯部分地方人士的习惯，幸好我也另有基础，所以才没有被人打倒。这一次“革命”的小小胜利对我不无鼓舞之效。
后来，为了出外布教，屡被干涉，我前往治安部门据理力争；为了运用现代声光器材弘法被警察取缔，我也与有关单位周旋到底；对于名伶顾正秋在永乐戏院唱戏诬蔑佛教，我致信抗议。尽管长老、信徒反对我提倡以歌声弘法，并且以杀害为恐吓，我仍然义无反顾，不为所动。在亲身经历了这许多佛教制度思想的革命之后，我慢慢地发现自己也和世上的政治家、社会家一样，向别人“革命”总不可为也，最好是先“向自己革命”，先去除自己的我执、法执，方足以自利利人，广度众生。
像我初来台湾弘法时，对于当地迷信的习俗深不以为然。但是后来渐渐发觉，信仰是有层次的，就好比学校分有小学、中学、大学，我何必对每一位初入学的人要求如此严厉呢？其实，迷信比不信要好，回想过去大陆乡村方圆几十里没有一间派出所，维系治安的也往往只是一间寺庙，任何人有了纷争，只要双方当事人在神佛面前发誓，就得到解决。由于大家具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观念，不敢为非作歹，所以能相安无事。这说明了迷信也有其效用，比起什么都不信，或误信邪教，迷信至少还有维护善良习俗的贡献。更何况在佛教的历史上，玉皇大帝、财神爷、城隍爷、关云长等都是护法神；大陆上的佛教学院也经常收留道士就读，我何不效法古圣先贤，秉持包容与尊重的理念呢？经过一番心理上的“自我革命”之后，我一改过去二分是非的看法，进而从内到外开拓了更宽广的空间。所以早年我设立的念佛会，往往都是先借用神道的寺院成立，大家和平共存，友爱协助，为宗教融和添增佳话。我也曾到指南宫参观挂单，并在祈梦室上睡过一宿，甚至我创立的南华大学所聘请的首任校长就是研究道教多年、曾任道学院院长的龚鹏程先生。自弘法以来，我曾到新竹城隍庙多次讲经开示，也曾远赴马来西亚天后宫多次主持法会。我不但到过北港妈祖宗圣台弘扬佛法，而且几十年来，我一直想写一首赞颂妈祖的歌词，虽已酝酿多时，可惜尚未完成。
过去在大陆参学时，虽然生活贫困，经常穿着满是补丁的衣袜，但保持整洁威仪始终是寺院丛林的法师们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来到台湾，我却看到僧侣们足穿木屐，头戴斗笠，身着短衫，手撑雨伞，心中十分不能接受，甚至有些出家人似乎忘了自己是人天师表，不但手拿包袱，满街奔走，而且购物还价，争先恐后。目睹于此，更是痛心疾首。为了向生活的陋习挑战，我不但在佛教杂志上多次撰写有关四威仪的文章以资提醒，而且在成立佛学院之后，便订立规约：不穿长衫，鞋袜不整齐，不可以出门；非滂沱大雨，即使烈日当空，也不准携带雨具。现今各个佛寺道场对于丛林生活礼仪逐渐讲究重视，我虽不敢居功，但起码证明了：“革命”不一定要求别人，从“自己”先做起，会收到更大的功效。
早年曾经有一段时期，我常到富家信徒应供。有一次，台湾警务处处长陶一删先生曾办一桌素斋，与我对谈，餐毕之后，又用豪华轿车送我坐头等火车。到了高雄下车的时候，我突然心有所悟，对于自己这种贪慕虚荣的心理感到极为僧恶，为了彻底地“向自己的贪念革命”，从此我经常到乡间小径，偏僻村庄布教，像旗山、美浓那一带的山地，我不知来回多少次；东势、后里、铜锣、火炎山，也是我经常路经之地；甚至八仙山、太平山都有我行脚的足迹。就这样，我终于逐渐走出我心内的佛光山来。
我年轻时，非常看不起人前人后两面不一的假道学、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君子。尤其事关佛教时，我往往不惜与人抗争。例如，为了智光商职，我曾和南亭长老争执；为了《人生杂志》，我曾和东初法师辩论；为了教会制度，我也曾和白圣法师多次议论，常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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