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可思议的是，萧顶顺先生和我合作至今，三十年来，所有建设佛光山的水泥工、木工、电工、油漆工仍然还是原班人马，未曾换人，他也因为承办佛光山的多项重大工程，而成为工程界的“龙象”，许多建筑公司高薪挖角聘请他，但他还是觉得在佛光山做事，可以赚到更多的欢喜及功德，所以一一婉拒。
天生具有服务性格的我，注定我终此一生要如“牛马”般奉献人群。记得初到台湾时，我虽上无片瓦覆身，下无立锥之地，但只要看到贫苦的人，我就会不顾一切，尽一己之力给予帮助。一九五二年，花莲大地震，我连一张公车票都买不起，却本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愿心，各地行化，劝募救济震区的灾民。多少次台风过境，我和黎元誉先生抢先到灾区运送食物；后来世界各国的水涝、旱荒、震灾、风难，我除了召集各地信徒捐助外，自己也是罄其所有，解囊纤困，明知车水杯薪，如鹦鹉救火，但只想要尽一点微薄的心意。
由于从童年时代，我就曾经为病患疗伤喂食；弱冠之龄，也曾经为亡者更衣安葬，对于生、老、病、死有着特别深刻的感触。所以一俟佛光山开山之后，我便陆续兴设佛光诊所、云水医院、佛光精舍、万寿公墓。佛光山开山时，我将在工程土堆中挖掘出来的骨灰罐暂厝于工地草寮中，与之同寝共眠，直到万寿堂成立之后，将它们安奉其中，才放下心中的挂念。乡民将路边拾来的小孩送到佛光山，常住为他们添购新衣，送他们上学。后来，送来的小孩越来越多，大家同心协力，兴建育幼院，好让他们享有家庭的温暖。尽管诚心奉献，如“马”负重，如“牛”犁田，但也只是点点滴滴，犹如微尘爪泥，无法拯救苦难重重的世界。所以，后来弘扬佛法，净化人心，成为我一直戮力以赴的目标。
四十多年前的台湾，民风保守，佛教不振，现成的布教场所难得一见，即使有，也不见得肯出借作为弘法之用。我以露天广场作为道场，从搬桌椅、拉电线、安装电灯、放幻灯片中，领略到场地布置的要点。在徒步弘法、单车布教的途中，眼望山河，脚踩大地，引发不少说法的灵感。从接触各式各样的信徒、各行各业的民众当中，感悟到各个阶层的人所面临的苦楚。在身经各类人为阻难、各种天灾变化中屡仆屡起，深深体会到佛法无限的妙用。五十年来，这许多的体验跃然于心，后来，触目遇缘无非妙谛，信手拈来皆是法语，我将之书成条目，从军营兵团讲到监所牢狱，从企业工厂讲到学校会馆，从家庭客厅讲到机关团体，从寺院道场讲到街头巷尾，从国内山河讲到国外海港，从电台电视讲到计算机网络，这一生中，不止讲了千余会以上。有人说：“人永远处于两难的状态，因为活着为自己很自私，活着为别人又很辛苦。”而我却有幸接受佛法的洗礼，自许为“众生牛马”，在为芸芸众生奔波忙碌的同时，还能享有一份自利利他的法乐。
多年来，为了对佛教文化尽棉薄之心力，我好像“牛马”驰骋于道，一意想着如何前进，几乎到达忘我的境界。记得拙作《释迦牟尼佛传》出版时，因为寺内没有多余的桌子，我就用板车将全部的书载到邮局的前面，一口气包装了两千多本寄给读者，当包完最后一本的时候，已是汗流浃背，湿透衣衫，邮局员工也一直催促离开，因为他们要下班了，但那种欢喜直到现在仍回味无穷。发行一份杂志，从开始到出版，我一周多次来回印刷厂，经常日食不到两餐，有时饥肠辘辘，也觉得兴趣盎然；为了一本新书的印行，我搭乘数小时的火车到印刷厂去看校样。当时只有一个心愿：“我要为众生做些事情！我要让佛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即使一包包的书籍，一堆堆的刊物，无处收藏，我还是欢天喜地地从事佛教文化工作。有时大风大雨来了，为了怕书籍文件给水淹没了，还得东搬西搬，但我依然乐此不疲。一九六三年，台湾北部淹水，在三重埔的一部藏经被水漂走，当时我正在国外访问，回来听说之后，心中一片茫然，只想为这一部大藏经举行追悼会。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编印过《觉世旬刊》、《人生杂志》、《今日佛教》，从写稿、编辑、校对、发行，都是我一人包办，尤其《觉世旬刊》，每十天一次的发行，无或暂息，光是写稿、改稿的辛苦，看稿、催稿的繁琐，不曾经历者很难了解其中的味道。
尽管多少个晨昏在文字堆里度过，多少个深夜在绞尽脑汁中煎熬，既没有拿过一文稿费，也没有得过一句鼓励，但是我心甘情愿，在所不惜，尤其看到许多人因此而走入佛门，更是高兴不已。后来得慈惠、慈怡、依晟相助，又经过了数十年，目前已经发行到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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