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医院的第二日，静当真病了。医生说是流行性感冒，但热度很高，又咳嗽得厉害。病后第二天下午，这才断定是猩红症，把她移到了隔离病房。
十天之后，猩红症已过危险时期，惟照例须有两个月的隔离疗养。这一点，正合静的心愿，因为借此可以杜绝抱素的缠绕。即使他居然找到了这里，但既是医院内，又是猩红症的患者，他敢怎么样？静安心住下。而且这病，像已在现在和过去之间，划了一道界线，过去的一切不再闯入她的暂得宁静的灵魂了。
一个月很快地过去。每天除了睡觉，就是看报，——不看报，她更没事做。这一月中，她和家里通了三次信，此外不曾动过笔；她不愿别人知道她的踪迹。况且她的性格，也有几分变换了。本来是多愁善感的，常常沉思空想，现在几乎没有思想：过去的，她不愿想；将来的，她又不敢想。人们都是命运的玩具，谁能逃避命运的播弄？谁敢说今天依你自己的愿望安排定的计划，不会在明天被命运的毒手轻轻地一下就全部推翻了呢？过去的打击，实在太厉害，使静不敢再自信，不敢再有希望。现在她只是机械地生活着。她已经决定：出了医院就回家去，将来的事，听凭命运的支配罢。
医院里有一位助理医生黄兴华，和静认了同乡，常常来和她闲谈。黄医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俭朴，耐劳，又正直；所以虽然医道并不高明，医院里却深资依畀。他是医生，然而极留心时事，最喜欢和人谈时事。人家到他房里，从没见他读医书，总见他在看报，或是什么政治性的杂志。他对于政治上的新发展，比医学上的新发明更为熟悉。
有一天，黄医生喜气冲冲地跑来，劈头一句话，就是：
"密司章，吴佩孚打败了！"
"打败了？"静女士兴味地问，"报上没见这个消息？"
"明天该有了。我们院里刚接着汉口医院的电报。是千真万确的。吴佩孚自己受伤，他的军队全部溃散，革命军就要占领汉口了。"黄医生显然是十分兴奋。"这一下，中国局面该有个大变化了。"他满意地握着手。
"你看来准是变好的么？"静怀疑地问。
"自然。这几年来，中国乱的也够了，国家的主权也丧失尽了；难道我们五千年历史的汉族，就此算了么？如果你是这么存心，就不是中国人了。中国一定有抬头的一日。只要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政府，把实业振兴起来，教育普及起来，练一支强大的海陆军，打败了外国人，便成为世界一等强国。"黄医生鼓起他常有的雄辩口吻，又讲演他的爱国论了。
在一年以前，此类肤浅的爱国论大概要惹起静女士的暗笑的，因为那时她自视甚高，自以为她的"政治思想"是属于进步的；但是现在她已经失掉了自信心，对于自己从前的主张，根本起了怀疑，所以黄医生的议论在她耳边响来就不是怎样的不合意。况且黄医生的品行早已得了静的信仰，自然他的议论更加中听了。静开始有点兴奋起来，然而悲观的黑影尚遮在她眼前；她默然半晌，慢慢地说：
"我们知道国民党有救国的理想和政策，我的同学大半是国民党。但是天意确是引导人类的历史走到光明的路么？你看有多少好人惨遭失败，有多少恶人意外地得意；你能说人生的鹄的是光明么？革命军目前果然得了胜利，然而黑暗的势力还是那么大！"
"怎么迷信命运了？"黄医生诧异地笑，"我们受过科学洗礼的人，是不应该再有迷信的。"他顿了一顿，"况且，便拿天意而论，天意也向着南方；吴佩孚兵多，粮足，枪炮好，然而竟一败涂地！"
他抡起指头，计算吴佩孚的兵力，他每天读报的努力此时发生作用了；他滔滔地讲述两军的形势，背诵两军高级军官的姓名；静女士凝神静听。后来，在外边高叫"黄医生"的声中，他作了结论道："报上说革命军打胜仗，得老百姓的帮助；这话，我有些不懂。民心的向背，须待打完了仗，才见分晓。说打仗的时候，老百姓帮忙，我就不明白。"
黄医生的热心至少已经引起静女士对于时事的注意了。她以前的每日阅报，不过是无所事事借以消闲，现在却起了浓厚的兴趣。每一个专电，每一个通讯，关于南北战事的，都争先从纸上跳起来欢迎她的眼光。并且她又从字缝中看出许多消息来。议论时事，成为她和黄医生的每日功课，比医院里照例的每日测验体温，有精神得多！一星期以后，静女士已经剥落了悲观主义的外壳，化为一个黄医生式的爱国主义者了。
然而她同时也还是一个旁观者。她以为在这争自由的壮剧中，像她那样的人，是无可贡献的；她只能掬与满腔的同情而已。
革命军的发展，引起了整个东南的震动。静连得了两封家信，知道自己的家乡也快要卷入战争的漩涡。母亲在第一封信中说：有钱的人家几乎已经搬尽，大姨夫劝她到上海避避。静当即复了封快信，劝母亲决定主意到上海来。但是母亲的第二封信，九月十日的，说已经决定避到省里大姨夫家去，省里有海军保护，是不怕的，况且大姨夫在海军里还有熟人；这封信，附带着又说："你大病初愈，不宜劳碌，即在医院中静养，不必回省来；且看秋后大局变化如何，再定行止。"因此，猩红症的隔离疗养期虽然满了，静还是住在这医院里；因为挂念着家乡，挂念着母亲，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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