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二十多里地，他到家了。
一个新的村庄。实行牧民定居计划后建立起来的新村庄。一模一样的房子。正面是一个门，门两边是两个窗户。表示这是三间房，然后，在左边或在右边，房子拐一个角，又出来一间房。一共有二十六七幢这样的房子，组成了一个新的村庄。为保护长江黄河上游的水源地，退牧还草了，牧人们不放牧，或者只放很少一点牧，父亲说：“就像住在城里一样。”
桑吉不反驳父亲，心里却不同意他的说法，就二三十户人家聚在一起，怎么可能像城里一样？他上学的乡政府所在地，有卫生所，有学校，有修车铺，网吧，三家拉面馆，一家藏餐馆，一家四川饭馆，一家理发店，两家超市，还有一座寺院，也只是一个镇，而不是城。就算住在那里，也算不得“就像住在城里一样”。因为没有带塑胶跑道、有图书馆的中学，没有电影院，没有广场，没有大饭店，没有立交桥，没有电影里的街头黑帮，没有红绿灯和交通警察，这算什么城市呢？这些定居点里的人，不过是无所事事地傻呆着，不时地口诵六字真言罢了。直到北风退去，东南风把温暖送来，吹醒了大地，吹融了冰雪，虫草季到来。陷入梦魇一般的人们才随之苏醒过来。
桑吉不想用这些话破坏父亲的幻觉。
他只是在心里说，只是呆着不动，拿一点政府微薄的生活补贴算不得像城里一样的生活。
即便是每户人家的房顶上，都安装了一个卫星电视天线，每天晚上打开电视机都可以看到当地电视台播出翻译成藏语的电视剧，父亲和母亲坐下来，就着茶看讲汉语的城市里人们的故事。他们就是看不明白。
电视完了，两个人躺在被窝里发表观后感。
母亲的问题是：“那些人吃得好，穿得好，也不干活，又是很操心很累很不高兴的样子，那是因为什么？”
桑吉听见这样的话，会在心里说：“因为你不是城里人，不懂得城里人的生活。”
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大城市来的游客就会在草原上出现，组团的，自驾的，当驴友的，这些城里人说：“啊，到这样的地方，身心是多么放松！”
这是说，他们在城里玩的时候不算玩，不放松，只有到了草原上，才是玩。但他不想把自己所知道的这些都告诉给父亲。他知道，父亲母亲让自己和姐姐上学，是为了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为了让他们回到家来显摆自己那些超过他们的见识。
父亲想不通的还有那种打仗的电视剧：“那些人杀人比我们过去打猎还容易啊！杀人应该不是这么容易的呀！”
“那是杀日本鬼子呀！”母亲说。
父亲反驳：“杀日本鬼子就比杀野兔还容易吗？”
这时，他也不想告诉父亲说，这是编电视的人在表现爱国主义。他在电视里看到过电视剧的导演和明星谈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因为爱国主义。
父亲是个较真的人，爱刨根问底的人，如果你告诉他这是爱国主义，说不定哪天他想啊想啊，冷不丁就会问桑吉：“那么，你说的这个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个人主义是不一样的吗？还是原本是一样的？”
他不想让父亲把自己搅进这样的纠结的话题里。
现在，这个逃学的孩子正在回家。他走过溪流上的便桥，走上了村中那条硬化了的水泥路面。
奶奶坐在门口晒太阳，很远就看见他了。
她把手搭在额头上，遮住阳光，看孙子过了溪上的小桥，一步步走近自己，她没牙的嘴咧开，古铜色的脸上那些皱纹都舒展开来了。
桑吉把额头抵在奶奶的额头上，说：“闻闻我的味道！”
奶奶摸摸鼻子，意思是这个老鼻子闻不出什么味道了。
桑吉觉得自己怀里揣着十五根虫草。那些虫草，一半是虫，一半是草，同时散发着虫子和草芽的味道，奶奶应该闻得出来，但奶奶摸摸鼻子，表示并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屋里没有人。
父亲和母亲都去村委会开会了。
他自己弄了些吃的，一块风干肉，一把细碎的干酪。边吃边向村委会去。这时村委会的会已经散了。男人们坐在村委会院子里继续闲聊。女人们四散回家。
桑吉迎面碰上了母亲。
母亲没给他好脸色看，伸手就把他的耳朵揪住：“你逃学了！”
他把皮袍的大襟拉开：“闻闻味道！”
母亲不理：“校长把电话打到村长那里，你逃学了！”
桑吉把皮被的大襟再拉开一点，小声提醒母亲：“虫草。虫草！”
母亲听而不闻，直到远离了那些过来围观的妇人们，直到把他拉进自己家里：“虫草，虫草，生怕别人听不见！”
桑吉揉揉有些发烫的耳朵，把怀里的虫草放进条案上的一只青花龙碗里。他又从盛着十五只虫草的碗中分出来七只，放进另一个碗里：“这是奶奶的，这是姐姐的。”
一边碗中还多出来一只，他捡出来放在自己手心里，说：“这样就公平了。”他看看手心里那一只，确实有点孤单，便又从两边碗里各取出一只。现在，两边碗里各有六只，他手心里有了三只，他说：“这是我的。”
母亲抹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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