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绿皮车驶入北京站的时候，苏亦已经在车上坐了整整两天一夜。
如果搁前世，从广州到北京最慢的k开头的火车，也就30个小时左右，然而，现在，却耗费40多个小时，没有办法，谁让这是1978年的中国呢。
要问78年的火车上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对标王福春拍摄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就会有一个最为直观的视觉体验。
拥挤，闷热，没有空调，像个闷罐，混合着各种奇异的味道，好在，这个年代的列车还有车窗，偶尔偶尔是可以打开换气的。
如果搁刚醒来那会，苏亦对于这种龟速交通工具，可能会崩溃到极点。
现在嘛，已经麻木了。
从一年前苏醒，发现自己已经从30岁的青年变成一个未满15岁的少年开始，他就已经知道自己所处环境以及未来需要面临处境。
一年时间，足够他适应这个年代，所有的一切了。
“小亦，累坏了吧，咱们到了，赶紧下车，咱们还要赶去北大呢，现在时间不早了，咱们可耽搁不得。”
火车缓缓到站，身边一个满脸沧桑的中年男子，拍了拍苏亦的肩膀，提醒着他准备下车，还作势伸出手帮他提行李包。
苏亦点了点头，谢绝他的动作，“飞哥，我可以的，不累！”
实际上，他累坏了。
重生后，这是可是他第一次出远门，15岁的少年身体，根本经不住跨越大半个中国的绿皮车40多个小时的折腾。
一路上，还是硬座，骨头都快要折腾散架了。
但苏亦不愿中年男子帮他提行李，因为，对方也被折腾得不轻。
站在他旁边的中年男子，叫陈飞，实际年龄32岁，却长着一个40多岁中年男子的沧桑面孔，非要问原因，用知青这个词形容，就可以解释所有的一切。
高中毕业后，开始接受乡土社会改造的城市青年，陈飞这副沧桑面孔就是他那段岁月最深刻的烙印。
好在这一切都过去。
跟苏亦一样，陈飞也是过来北大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而且俩人还是都是老乡，所以一路从老家县城出发，到广州乘坐火车到北京。
巧合的是，他们俩是整个新会地区，唯二考上北大78级研究生。
然后，一大一小就结伴到北大复试。
不管是苏亦，还是陈飞，在他们新会，都算是名人了。
苏亦就不用说了，15岁的小破孩，刚刚初中毕业，没有参加高考，就直接参加研究生考试。
这事一出，别说新会，就连整个五邑地区都惊讶不已，折腾到最后，连全国性的报纸都刊登出来了。
充分的体现了国家恢复高考，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利好政策。
甚至，他们五邑教委，都恨不得把他塞到中科大少年班。
中科大少年班，同年3月创建，第一批学都是特招，特招条件说苛刻是非常苛刻，但真出了一个15岁的少年天才，想要进入其中，还是有操作的可能性的。
至少，在特定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帮苏亦操作。
不过苏亦自家人知自家事，他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别说准备培养科学家的中科大少年班，就连77年的高考，让他正儿八经考试，都不一定考上北大。
看过电影《少年班》的人，都知道一个伪学霸在一群真学霸群体中有多另类。
至于他为什么能考上北大研究生，原因也很简单，他报考的是考古专业。
考试只需要政治外语专业课，根本不需要什么数理化。
这才是他一名文科生正确的打开方式。
跟他相比，陈飞则是另外一个极端。
陈飞不参加高考，主要是他年龄超标了。
1977年恢复高考时，陈飞已经32岁。按当时的规定，超过30岁的考生必须是1966、1967、1968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因为这三届没有高考。
陈飞恰好是65年毕业的高中生，根本不符合报考条件。
然而，他不能高考，却可以考研究生。
78级研究生，可以算是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
同等学力范围直接把初中都给囊括了。
理论上，只要有初中肄业证都可以参加研究生考试。
于是陈飞也获得78级研究生复试资格，他选择的是北大还行的法律系。
至于对方为何在这个年代在中国读法学，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
七十年代的北京站，跟后世的北京站雷同的元素并不少，楼顶依旧是两座醒目的钟楼，而且每座都是镶嵌着大理石面的四面大钟。
只是相比较后世，七十年代的北京站具有更多符合这个时代红色中国的元素。
相传，北京站庄重高雅、和谐大方的站舍角楼，就是来自于周总理的点睛之笔。嗯，教员题写的“北京站”三个字也是周总理让人换成红色字体然后放置在两个钟楼之间。
正巧，苏亦他们出站的时候碰到整点时分，瞬间，钟楼就发出悦耳的《东方红》乐曲声，接着是浑厚带有磁音的“当、当、当……”报点的钟声。
这种让人身临其境的美妙，也就在在北京站的站前广场才能够体验到，让人沉醉。
实际上，北京站熟悉的东方红以及报点钟声，后世依旧存在，只是大部分人来去匆匆间，选择忽略了。
陈飞见状，说，“当初北京站才建成的时候，在夜间北京站的钟声使十几公里的方圆内的北京人都会听到，在咱中国，也就只有首都站才有这个魄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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