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营兵制最早是从永乐年间开始建立的，当时靖难之役刚刚结束，朱棣领麾下大将充“总兵官”，去往各兵防重地镇守，当时总兵官并非专职，而是由其他官职差遣而来的临时性的职务，因此担任此职的官员，其身份等级、薪俸待遇都依照原本官职执行。
从行政上来说，总兵官要节制都司官员，为了确保等级秩序，不使得体统混乱，担任总兵官一职的官员本身官职就应该在正二品都督佥事以上，于是明廷又依照如此制度设立了一些辅助“总兵官”管理防区的官职，譬如现今众人耳熟能详的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等职称，就是在永乐年间逐步衍生出来的。
到了晚明，营兵将官总体被朝廷分为了三个等级，分别是总兵官，等同于五府堂官；副总兵、参将、游击等同于都司堂官；守备、把总等身份低于都司堂官而又高于卫官。
由于以文制武的祖制和lùn_gōng行赏军功升职的大方略，营兵将官的职务和官阶从成化朝开始逐步结合，譬如陈蚕上任的时候，万历皇帝给他的批示是“以河南都司佥书陈蚕，为蓟镇游击统领南兵驻石匣”，这其中“河南都司佥书”指的是官阶和身份规格，而“蓟镇游击统领南兵”指的便是实际职务和营兵将官等级。
所以在蓟镇将官陈蚕的这个列衔中，让朝廷真正按功行赏、以军功升迁的是他这个正三品“河南都司佥书”，而“蓟镇游击统领南兵”只是朝廷在蓟镇石匣驻地派给他的职务。
这套缝合制度在明史研究生朱翊钧眼里特别像现代公务员的职务和职级之分，只不过晚明武将地位实在太低，不管是正三品的都司佥书陈蚕还是正一品的太子太保戚继光，见了内阁六部巡抚总督的文官，在信中还是要自称一句“门下走狗沐恩小的某万叩头跪禀”。
且随着晚明家丁制的盛行，总督、巡抚的直辖标兵以及各将官麾下的家丁也能编为营兵，朝廷为了控制武官，对这种有品级的官阶授予界定了相当严格的限制，一般而言，武职自都督一品以下，非军功不准实授，实授者不过百中之一，即使封有品秩，除非立下极大的功劳，营兵将官的官阶也很难得到提升。
在这种前提下，吴惟贤指出陈蚕在故意“讲官话”并不是一个笑话，晚明的制度使得品秩官阶对九边的所有营兵已然失去了做官的根本意义，正三品都司佥书和正六品百户在蓟镇南兵营一样拿不到军饷，对于蓟镇南兵而言，身份级别与酬功支俸这两者之间基本已经毫无关联。
即使按照朝廷规定的官阶俸禄来说，正三品的陈蚕每年年俸是四百二十石米，正六品的吴惟贤每年年俸是一百二十石米，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九边武官会把这项洪武年间定下的数额当真。
因为这项俸额数量的规定是基于洪武年间的卫所屯田制上的，按照朱元璋当时的计划，正三品以下武官和吏员的俸粮与军士的月饷，应均由屯田支付，不足者由户部清吏司调补，各勋戚武官、正三品及正三品以上将官的饷粮，则分别由户部调拨。
陈蚕和吴惟贤现下困境的根源，恰恰就在于卫所屯田彻底崩坏之后产生的“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倘或卫所屯田制正常运转，那怎么也轮不到他们两个浙江乡民纯粹靠当营兵抗倭立下军功，就在官阶上分别升到正三品和正六品，正是卫所屯田的废坏给了他们立功当官的机会，可这废坏的卫所屯田又同时剥夺了他们享受明朝前期正常卫所武官薪俸待遇的权利。
不过陈蚕和吴惟贤从在义乌当兵从军的那一刻，就没指望过能从卫所屯田里获得应有的军饷待遇，在戚继光开始提议在义乌募兵的那一年，九边卫所就已然是在靠盐课、开中以及京运年例银维持了。
戚家军和其他所有的家丁营兵自然也是靠京运年例银生存，所谓的“京运年例银”，说白了，就是皇上朱批后，朝廷从京城直接调拨到九边的钱粮物资。
陈蚕和吴惟贤当初应征从军看重的就是这一份与卫所旗军不同的丰厚待遇，对他们而言，一年十八两银子的军饷可比无从兑现俸禄的品秩官阶重要多了。
假设兵部给陈蚕一个选择，让他在官衔归属地河南都司与蓟镇南兵营之间作出最终抉择，陈蚕也肯定宁愿选择留在蓟镇南兵营。
毕竟留在蓟镇他还能有机会不断立功为讨要军饷争取筹码，而要是去了河南都司，那笃定就成了一个活脱脱的“灯笼壳子”，外头好看里头空，尤其陈蚕还是一个不愿做亏心事的人，在不吃空饷、不喝兵血的前提下，好兵陈蚕也只能依照大明官场的规矩讲讲官场套话。
陈蚕的意见是，求人不如靠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现在朝中情势显然比较复杂，要是闹上一闹说不定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既然向上反馈的渠道一时出了岔子，不如让南兵们自己为自己找出路。
“不管怎么讲，屯田都是恢复不到国初的情况了。”
吴惟贤沉默片刻，决定绕过官话，说几句实际的，
“说哪个场面上的话都没有用，倘或屯田能解决口粮问题和军需供给，那朝廷为何还要授予归降的蒙古人官职？将领们为何还要给麾下家丁封以额外厚饷呢？直接把九边逃亡的卫所旗军遗弃下来的屯田拨给他们耕种不是更省力省心？”
陈蚕道，
“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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