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不一定要是某个人，军屯的‘地主’就是国家嘛，廷纶兄，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每回一说到九边屯田，邸报上有些科道官就在那儿‘起隆煤堆’，要么是在地域上作文章，说北方人懒，要么就干脆上升到族群之分，说蒙古家丁懒，反正就是把问题归结到某类群体身上，我觉得这是不公道的。”
吴惟贤认真道，
“从周朝到现在，能为国家为朝廷产生主要税粮的，无一例外都是私田，假设公田能维持一整个国家的税粮供应，那实行井田制的周王朝就不该只延续了八百年，想想周赧王最后死前是甚么境地？债台高筑，连攻秦的兵马粮饷都要向富户借款啊。”
“当然了，太祖皇帝当年的出发点是好的，太祖皇帝将九边军田公有化，是想在养卫所百万旗兵的基础上令军户人人能有田种、有饭吃，但是这种土地公有化之后再平均分配的构想并不符合我大明的现实国情。”
“这个问题跟种军田的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是汉人还是蒙古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自己是南兵所以我敢说这句话，倘或现在朝廷下旨，把南人北人互相调转了居所，让军屯的北人去江南种地，让浙江的农民来北方耕军田，结果依然是江南粮仓富庶、九边军屯崩溃，因为这根源就不在人身上。”
“我将心比心地说一句，就九边这军屯国策，军户们跑了一点儿也不过分，暂且抛开其他不说，单单讲交纳税粮，即使是丰年，军户们辛辛苦苦收了粮，先交国家的，再交卫所的，光一项公粮收下来就能让军户月月无余粮。”
“卫所有甚么事，样样都要军户出钱出力，三天一小派，五天一大派，样样有说法，桩桩有公文，想换掉军籍去考科举罢，且不说有没有这份心力，多生的几个儿子能不能不被当作‘余丁’勾取应役，还得看卫所军官脸色，即使我从前在浙江种田挖矿，也没有过得像九边军户这般一点儿盼头都没有。”
倘或此刻穿越者朱翊钧在此处，一定会立刻发现吴惟贤所讲述的军户待遇，其实就是近现代的“三提五统”，只是万历朝的浙江乡民吴惟贤还不能想象一个国家能做到“彻底取消农业税”这回事儿，
“浙江的农民和矿工再怎么不容易，起码还可以盼着有一天攒足了钱也买上几十亩田地当个地主，可是军户们劳作了一生，所得之钱粮都交给了国家和卫所，下一代还继续要在同一片军田上为朝廷劳动，子子孙孙都是公田的佃户，连自己的一点产业都置不下来，这不就是朝廷用国策在赶人逃跑吗？”
“虽说浙江的土地都归大官们所有，但是当私田的佃户尚且还有致富的希望，公田却是把土地上劳作的所有佃户搜刮得一干二净，这条规律是恒定的，往前一千年是这样，往后一千年也是这样，土地集中国有化的后果就是朝廷作为最终的大地主剥夺掉小民的一切劳动成果。”
“这种亏从前九边的军户吃了一次，把太祖皇帝设定下来的屯田制给弄垮了，现在要是再教南兵吃一次，这蓟镇军饷的情形只会越来越糟，我虽然当过农民、矿工，但我绝不赞成‘平分公田’的这一套道理，这是反贼拉旗造反时才喊出来的口号，寻常年景下是行不通的。”
陈蚕回道，
“我就觉得种田是条路子嘛，分下来的田，白白荒在那里，实在是太可惜了，倘或咱们都撂开手不种，大概没过几年，要么是被哪家圈去了，要么就是被山西、徽州来的商人拿去当商屯了。”
吴惟贤道，
“其实我倒巴不得被这田地被谁家去种了，若是商人们圈了地，他们并不敢役使军兵，只能花银子雇工耕种，种出来的粮食一样是交给户部和运司衙门，咱们是得钱又得粮。”
“至于边将大族，他们为了稳定人心、豢养家丁，不敢对军兵奴役过甚，说是说边将侵占屯田，朝廷不也一样向他们收税？反正只要种的是私田，上上下下都比种公田要尽心，这公田种了实在没意思，我是不忍心让大家去作这无用功。”
却不怪陈蚕和吴惟贤有如此一番言论，到了万历十六年，军人自己种田自己吃粮在九边反而成了稀罕事，除了“三提五统”在无论哪个朝代都无法作为长久之计外，商人和边将对军田的蚕食也是造成这般局面的一大缘故。
实际上除了陈蚕和吴惟贤这种对军户能感同身受的营兵，能够合法役使大明的边将军官也是乐见军户士卒逃亡的。
正如吴惟贤所言，历朝历代能创造财富的都是私田，克公肥私是人类趋利之本能，当军官们发现逃亡的军户数额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境地时，他们反倒放弃了追补逃兵。
虽然“勾军”也是一笔能通过敲诈补偿收入的合法来源，但是由于军户的处境实在太过艰难，自宣德、正统以后，不仅逃兵在跑，连从卫所派遣出去勾军的官旗追补员也趁机跑了，于是将官们干脆开始将逃亡军户抛荒下来的大片田土占为己有，像江南所有大地主一样雇佣麾下士兵或家丁耕种。
这套土地国有化重新转为封建私有制的历史过程在戚家军成立之前就已经在九边完成了，在戚继光北上之前，朝廷早就默认了这样的事实，甚至给予了边将军官们和南方地主一样的税收待遇。
虽然屯田减少的数量与边将大族田地增加的数量严重不对等，但军户的逃亡正仿佛是九十年代的农民工进城潮，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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