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张敬修、张懋修及张敬修被削去官职后，万历皇帝尤嫌不足，到了万历十一年，还将张居正三子的名字从万历朝的“进士名录”中除去，彻底剥夺了张居正三子曾经获得过的殊荣与功名，这在有明一代是极其少见的。
因此王锡爵和申时行谨慎如此，在情理上是可以谅解的，谁能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张居正呢？
即使不为自己考虑，子孙后代的安危总是该在自己在位时计较一番的。
朱翊钧这时倒不仅是为万历皇帝的狠辣而感到齿冷，而是他发现万历皇帝曾经做过的那些阴晴不定的狠毒之事，眼下都渐渐应到他身上来了。
言官为了仕途和声名猛烈攻击内阁，以此试探皇帝的好恶而增加政治资本，而阁臣因为张居正一家曾经所遭遇的种种，不得不小心应付科道官所弹劾的一切谏言。
故而皇帝和阁臣都必须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去处理这些因互相攻讦而引起的政治斗争，万历皇帝在之前留下的“倒张”后遗症，现在都算到了朱翊钧头上。
而朱翊钧实际上一点也不热衷于臣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政治游戏，他简直都感到厌烦，他甚至开始理解万历皇帝的怠政心理了，天天为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作毫无意义的裁判，是个人都想躲起来，何况万历皇帝本来就脾性不佳，
“他们就是冲着辅臣去的，即使朕同意复试之请，依旧会有科道官继续上疏。”
朱翊钧慢慢道，
“朕算了算时日，再过几天就是正月了，就算朕现在下旨，也要等到年后才能复试，倘或其中再有牵扯纠葛，那王衡、李鸿等八位被劾举人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春闱会试了。”
历史上顺天乡试案的结果也正是如此，科考官黄洪宪罢官归里，李鸿错过了万历十七年的会试，一直等到万历二十三年才重新进入考场，却差点再次因为申时行女婿的身份落选，幸得主考官张位力挺才终于登科。
至于王锡爵之子王衡在此后更是两度不入试，直到万历二十九年，王锡爵第二次罢归八年后才考中榜眼，被授翰林院编修，朝野因此以‘父子榜眼’，而传为美谈。
“皇爷明鉴，倘或不复试，岂非坐实了阁臣谋私之嫌？”
张诚轻声细气地劝道，其实对于王衡和李鸿来说，再等上三年或者六年去参加会试是无所谓的，毕竟他们确实有真才实学，但是及时复试以证实自己举人功名得来清白的机会只有这么一次，如果这一次错过去了，往后再想分辨，或许就没那么容易了，
“王锡爵的奏疏上说……”
朱翊钧接口道，
“‘祖宗二百年来，辅臣子见疑而覆试，自臣始；北京解元见疑而覆试，自章礼与臣男始，使臣男班于章礼权门狗盗之例，此为谁辱，而又可使再辱乎？文章自古无凭，虽前辈名家，尚未识真是真非，乃今新进初学，字句小讹，被以关节之名，幽不有鬼神，明不有公论乎？”
朱翊钧伸出手来，敲了敲御桌台面，他低头抿了下嘴唇，手指停在桌面上顿了半分钟，才继续用他穿越前获得的历史知识补充道，
“这个章礼啊，朕记得是嘉靖四十三年顺天乡试甲子科解元，那一年的乡试首题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恰逢当时的主考官林对山偶患目疾，不能阅卷，于是命副考遍读所有取卷，却谓皆非解元，尔后反读落卷，才得章礼之卷，据说当时林对山读至文章起股，便已定章礼为真解元。”
张诚干巴巴地笑了一笑，
“是啊，章礼是落卷变解元，王衡却是解元变落卷，难道就因为章礼是匠籍，而王衡是辅臣之子，待遇便如此不同？”
朱翊钧跟着笑了笑，表示自己也不赞同这种逆向歧视，但是他笑完之后又有点儿怔神，他想，“逆向歧视”这个词语在万历十六年还是太先进太飘渺了，晚明起码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根本不会参与到科举竞争中，这又怎么算得上是逆向歧视呢？假设晚明存在逆向歧视，那二十岁的魏忠贤怎么会是个文盲呢？
张诚继续道，
“奴婢以为，黄洪宪申辩的奏疏就写得很有道理，高桂既然说顺天府乡试存在贿赂舞弊，那么就应当直言行贿者何人、受贿罪何人、见证者何人，何处交通、何时联络，如此捕风捉影，却反要求受劾者自证，实在不是君子所为。”
朱翊钧默然片刻，道，
“确实，当年说张懋修的状元名不副实，朕也没给他自证的机会。”
张诚忙道，
“皇爷您没有错，昔年杨慎何等高才，然因其父乃首辅杨廷和，考上状元之后依旧遭人非议，又何况那才学之名远不及杨慎的张懋修呢？”
朱翊钧点了点头，忽然道，
“其实以杨慎的才学，根本不必在八股文章上荒废时光，倘或世宗皇帝……”
皇帝拍了拍自己的额头，又改口道，
“嗳，算了，既然王锡爵和申时行一再要求朕同意高桂复试之请，那就复试罢，瞧瞧王锡爵这语气，朕要是再不同意复试，他怕是又要上疏乞骸骨了。”
张诚觉得皇帝的态度十分可疑，这话听上去似乎像是迫于无奈才答应复试的，难道是皇帝对王锡爵有甚么不满？
杨慎当年遭质疑，也是因为杨廷和在大礼议中落败的缘故，可细听皇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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