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有种说法，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春秋战国之时的兵家先贤也有同样的认识，说战起，先决于庙堂。
意思便是说，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
不为围绕政治利益为目的的战争，只会劳民而伤财，得不偿失。
为了杀戮而战争，长此以往，必会消亡。
再下，为军争篇。
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
用兵的原则，将领接受君命，从召集军队，安营扎寨，到开赴战场与敌对峙，没有比率先争得制胜的条件更难的事了。
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军争”中最困难的地方就在于以迂回进军的方式实现更快到达预定战场的目的，把看似不利的条件变为有利的条件。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所以，由于我迂回前进，又对敌诱之以利，使敌不知我意欲何去，因而出发虽后，却能先于敌人到达战地。能这么做，就是知道迂直之计的人。
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
“军争”为了有利，但“军争”也有危险。
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
带着全部辎重去争利，就会影响行军速度，不能先敌到达战地；丢下辎重轻装去争利，装备辎重就会损失。
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军将。
卷甲急进，白天黑夜不休息地急行军，奔跑百里去争利，则三军的将领有可能会被俘获。
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
健壮的士兵能够先到战场，疲惫的士兵必然落后，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马如期到达；
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强行军五十里去争利，先头部队的主将必然受挫，而军士一般仅有一半如期到达；
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
强行军三十里去争利，一般只有三分之二的人马如期到达。
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这样，部队没有辎重就不能生存，没有粮食供应就不能生存，没有战备物资储备就无以生存。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
所以不了解诸侯各国的图谋，就不要和他们结成联盟；
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
不知道山林、险阻和沼泽的地形分布，不能行军；
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不使用向导，就不能掌握和利用有利的地形。
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
所以，用兵是凭借施诡诈出奇兵而获胜的，根据是否有利于获胜决定行动，根据双方情势或分兵或集中为主要变化。
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
战场大到一定程度，此时靠声音来传达军令已经不足了。
再加上，人马嘈杂的，纵然传令兵再多，信息传递的效率也必然低下。
所以，此时就需要声音能传达更远的金鼓之类的发生乐器了。
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
同样的道理，战阵之上，前后左右都是人，士兵向前看去，都是后脑勺，根本看不见己方将军在哪，也就不知道得向哪里冲锋，所以，就需要用高高的举着的军旗来当做显眼的标识物。
因为举的比较高，从远处就能看见，所以，能起到引领标识作用。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金鼓之器，在战场上，等于一个人的眼睛和耳朵。
古代又没有无线电之类的联络手段，要指挥成千上万的人，使其筒进同退，只有靠鼓点声。
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
孙武的观点，与后世的戚继光将军的观点类似。
这可能便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戚继光将军也说，战阵之上，当进退如一，使勇者不及走，使弱者不及逃。
千万人，当如一人。
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孙武也提及，野战用火把代替旗帜，此法，与李孟羲所设计出的火把架，异曲同工。
可能，李孟羲比孙武更厉害的一点便是，他技术力更强一些，火把架能防雨，而且，放地上比较稳当，且，摔地上也摔不坏。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此便为，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法。
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
人的精力有限，哪怕站着不动，一天下来，精神也会倦怠，体力会透支。
所以说，我军早晨精力旺盛，晚上精神和体力都消耗严重，敌军也是一样的。
所以，优秀的将领，应该把握的住这些基本常识。
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
所以，孙武说，善于用兵之人，就要避开其锋芒正锐之时。
那么，何为敌军锋芒正锐之时呢，敌军休整完毕时，为敌军锋芒正锐之时，敌军刚打过胜仗，士气高昂之时，为敌军锋芒正锐之时，敌军体力恢复完毕，也为敌军锋芒正锐之时。
那么，敌军惰归，指的什么意思呢。
懒惰，就是指敌军体力消耗严重，精神疲倦，或者将军对峙，站了一天，或者急行军跑了几十里之时，就是敌军倦怠之时。
在敌军体力不济，阵型不稳之时对敌军发起攻击，无往而不利者。
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喜欢我在三国教书那些年请大家收藏：(m.shudai.cc),书呆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