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妮娅的左手还抓着咖啡杯。她佯装成不知所措的样子，右手茫然地去拉外套下摆。实际她是在确认自己带了甩棍。去他的王八蛋，她思忖着，她搞不好遇到了一个神经病。这可不是什么作家和心理医生，也许这是两个妄想症一起从精神病院出逃了。不过他们是哪里来的钱呢？
“要去吗？”周温行还在对她说话，就好像他问的只是咖啡加不加糖。
詹妮娅下意识地问：“去哪儿？”
“海上。”
“你准备带我去非洲？”
周温行一下子笑起来。他笑得那么厉害，倒是詹妮娅从未见过的。
“詹妮弗，你哥哥不在非洲。”他说，“如果你今晚到海上来的话，你就可以看见他。”
这说的听起来完全就是一句疯话。但是詹妮娅没有马上叫服务员过来，或者干脆起身走出餐厅。那是因为从刚才开始她心里确实压着一个悬疑。她不想立刻把它甩出来，于是她耐着性子问：“你有什么证据这样说？”
“是占卜的结果。”周温行好像恶作剧般地回答道。
又是一个无聊的玩笑。如果周围没有人，詹妮娅也许会狠狠地给他一甩棍。实际上她现在也可以这么做，可是她觉得没有必要。她观察了一下周温行的口袋，冷不丁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哥哥？”
“不是你刚才自己承认的吗？”
“我只说我有一个年长的哥哥或姐姐，是你把他当作男性。”詹妮娅质问道，“这也是占卜的结果？”
周温行目光轻松地看着窗外的沙滩。他确实可能是猜的。詹妮娅知道这一点。当听说一个性别不明的个体时，大部分没有受到后天干扰的人都会本能默认那是自己的同性。
“来海上吧。”周温行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今天晚上？”
“是的，只有今夜可以。“
“那具体是怎么回事？我要怎么才会看见他？”
周温行摇摇头：“你只有来了才会知道。”
“那么我能带别人一起来吗？”
“抱歉，那样的话是不行的。如果不是你一个人过来，我就不能带你去看他。”
当他这么回答时，詹妮娅认为自己已经听够了。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把咖啡杯推到桌子的角落里。
“我要走了。”她站起来冷冷地说，“你要是想找人玩这种把戏，我建议你换个地方。因为如果你再来骚扰我，或者我看见你骚扰别人，我马上就会叫警察过来。”
周温行摆出了不在意的样子。詹妮娅尽量抓住机会不明显地观察他，分析他脸部的细微动态里是否暴露了色厉内荏的成分。作为一个骗子，或许还是一个人口拐卖犯，他的胆子可真不小。她实在瞧不出他有紧张的意思。于是她转身作势要走开，耳朵却仔细地听着身后的动静，以防那个看起来没什么攻击性的人抓住花瓶或叉子，一下砸在她的脑袋上。
——在迪布瓦特工还非常年轻的时候，也就是说，她还在念小学的时候，詹妮娅遇到了一位新来的语文教师。他看着很年轻，待学生们非常亲切。但詹妮娅总是觉得他有些奇怪。她说不上问题在哪儿，因为它过于细碎与轻微。那老师总是快速游移的视线，他在微笑时频繁抽动的拇指，他和学生说话时刻意拉慢的、好像在品味什么似的语调……那一切都叫詹妮娅感到蹊跷。她忍不住一直观察他，而随着她观察的时间越长，那老师也同样越注意到她。他开始有所区别地对待她和别的学生，在课上盯着她看，或者在课间和她说话。直到有一天放学时，詹妮娅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课本，哪怕她翻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那时他进来了，问詹妮娅怎么回事。
我找不到数学课本。詹妮娅说。
那个男人说他愿意帮詹妮娅找。他说他愿意帮詹妮娅做任何事。只要詹妮娅和他“好好的”。因为他很喜欢詹妮娅，而他知道詹妮娅也喜欢他。她总是盯着他看，比别的学生看得都久。她肯定是迷恋他有一段时间了，而只要他们两个都“好好的”，不要叫那些无关的人来打扰，他们就都能非常的快乐。詹妮娅仔细地想了想，然后表示同意。只要科莱因老师帮她找到她的课本，当然他们都会“好好的”——但是首先，她必须找到她的课本，否则她妈妈可不会让他们“好好的”。
也许你把它落在办公室了，她的语文老师这么对詹妮娅说，我们一起去找找好吗？
但是詹妮娅不愿意去。她天真地歪着脑袋，说她更喜欢在这儿等。办公室可能会被别的老师看见，那样她稀里糊涂丢了课本的事也许会传到数学老师耳朵里。她的数学本来就不够好了，不想再招老师的讨厌。所以她请求科莱因老师代替她去找回课本，因为他是她知道的最好的老师。而等最好的老师一出门，也不拿，就这么一路飞奔出校门。她找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借手机，给她妈妈打了电话。
在伦尼·科莱因被确认为三起儿童谋杀案的凶手，并因此被判处终身监禁以前，这件事还有许多别的波折。俞庆殊不愿意跟詹妮娅谈起那些调查和审判的细节，但是詹妮娅还是设法知道了不少。她知道在警察从克莱因家搜出三枚属于不同儿童的牙齿以前，她最好的语文老师坚持声称自己和詹妮娅是恋人关系，是她一直以来在向他表示好感。
既然这杂种已经有一辈子的牢饭要吃，詹妮娅其实并不在乎他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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