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陈后的十年他坐镇扬州，总领江南事务，淮扬丽人美景阅之无数，江南在这个层面上对他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但在另一层面上，江南却真的让炀帝“魂牵梦绕”。
那十年给了炀帝第一手的经验，他深刻地了解，江南经过东晋南朝近300年的治理后，富庶繁华已是今非昔比。这也是他登基后修建大运河的工作，选择第一时间开通济渠与山阳渎的关键原因。而在灭陈后的十年间，江南地方门阀势力发动了两次大型叛乱，隋王朝在平叛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合适的运输通道，平叛力量难以及时投送也让炀帝下定决心要打通这条航道。
不过，对于关陇贵族出身，带有“鲜卑化的汉人”独特气质的隋炀帝来说，江南，终究只是天下之一隅；他真正的战略眼光，不局限于华夏版图之内，更在极高的战略高度审视中华版图的四邻。
彼时，突厥正在北部蒙古草原及中亚草原崛起，实力异常强大；东部契丹与朝鲜半岛的势力也正虎视眈眈地窥伺东北广阔的天地，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高句丽发兵四万进攻辽西；而西面占据今青海甘肃境的吐谷浑部如果不消解，其将与突厥一起切断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通道，其结果是将整个西域剥离出华夏版图。
由此，炀帝制定的战略国策，概括说来四个字：西攻东守。
西攻，包含两个具体方针：修好突厥，消灭吐谷浑，即一拉一打。为什么是与突厥修好？理由很简单：突厥势大，暂时还打不过；打吐谷浑的理由就更简单了，几个柿子数它最软，而且其占据的位置威胁最大，直接趴在河西走廊边，如果不进行消灭，丝路将断绝，国都长安也将永无安枕之日。
东守，属于战略性防御，待西部问题解决后，回头处理东部的契丹与朝鲜半岛势力。
想要实现这样的战略规划，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隋王朝要有能力将中原版图潜能全部释放。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种可能：修建全国性运河体系，才有能力将帝国的人、财、物集中于一点使用，实现效能最大化。
这就是隋炀帝甫一接班就立即开始大运河工程的本质原因。
成也运河，败也运河。
运河体系的搭建，使隋王朝的力量如同满弦之箭，炀帝的战略规划开始付诸实施。永济渠、通济渠与山阳渎完工后，炀帝亲征吐谷浑灭其国。并随后耗时半年，历千险亲巡丝绸之路，横穿祁连山脉直至张掖，西域二十七国咸遣使觐见。
史载：“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藩慑服，朝贡相继。”此战，将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境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达昆仑山脉的辽阔土地皆收入囊中，设西海、河源等四郡，归于王治。唐太宗曾就隋炀帝西巡一事对臣下感慨：“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以来不过一两代耳。”
、而大运河全线贯通后，隋炀帝连续三年三征高句丽。史载其首征云：“大军集于涿郡……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雄师威武，然而这样雄浑的场面，却也暗藏了危机的影子。
要知道，三征高丽是在修建新都洛阳、贯通大运河、修隋直道、开太行山关隘等诸多国家工程进行之际，并“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如此徒耗民力，用兵百万，转战千里的战争竟然连续搞三次，真的是难以想象。《隋书炀帝纪》载当时民众之惨状：“于时辽东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
“成也运河，败也运河”。
大运河的开通，虽然为隋炀帝实现其既定战略计划打下了基础，但长期的穷尽民力，再加上其试图将中原及江南士族一起纳入统治阶层的种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侵害到了执政的关陇集团本身的利益。由此，隋炀帝围绕大运
河的所作所为，使他几乎是站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失去民心及执政集团的支持，是导致隋王朝在富庶中迅速土崩瓦解的核心所在。
说隋王朝富足并不夸张。隋炀帝大业五年，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有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这一纪录直到年后的唐玄宗天宝年间才被超越。经济社会繁盛如北宋，终其一朝人口顶峰也不过于与隋大业年间相仿。
而随着大运河修成，其沿线陆续建起数十座国家粮仓，如黎阳仓、回洛仓、含嘉仓、河阳仓、常平仓、山阳仓等，用于储藏经大运河转运的江淮粮米。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中国古代历史，支持其形成和绵延发展的核心，无外乎四根基柱：郡县制、科举制、长城、大运河。
郡县制保证了华夏版图能够由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进行管理，为国家潜力的有效运用提供制度保障；科举制保证了阶层间一定的流动性，延缓了阶级矛盾过快累积以致出现不可调和的情形；
长城的存在，使北方的军事防御力量能集中于某几个关键节点进行有效防御，而不至于千里设防，散而无力；大运河则是国家大动脉，确保各项资源的高效积聚能力，为应对国家层面任何突发事件提供现实保障。
巧合的是，树立起这四根基柱的那两位帝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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