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明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接送孩子、买菜做饭、洗衣拖地，全被他一人包揽，最关键的是，他已经在跑网约车了，这几天虽然时常去医院看望宋泉，但依然没忘了跑车，周六周日跑全天，每天接近两百，工作日每晚四小时，六十七块，他也是用了心，卖了力了。
然而，似乎无论李登明做什么，都无法挽回这段婚姻了。
宋亦澜本就是一个做了决定后很少更改的人，一旦她下决心要做某件事，便会破釜沉舟，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一点遗传自宋泉，在宋家三姐妹身上，多多少少都能看到这种行事风格，宋亦澜尤其重。
每天早上，宋亦澜起床对李登明说的第一句话是：“走，去离婚。”
李登明回的第一句话往往是：“没必要啊，好好的为何要离婚。”
宋亦澜会戳着李登明的额头说：“行！你真行！”
李登明低着头说：“澜澜，咱们好好过日子行不行，我已经痛改前非了，从今往后，我啥事都听你的，我将赚钱设为首要目标。下个月，我准备冲击网约车四千块，你看行不？”
宋亦澜的内心没有丝毫动摇，犹如磐石一样坚定，摇着头吐出两个字：“晚了！”
李登明歪着脖子：“澜澜，你到底想怎么样呀？”
宋亦澜铁青着脸：“我看见你就恶心。”
几天以来，类似的对话重复了许多遍，除了谈离婚的事之外，他们没谈过别的，当然，李登明想谈别的，但宋亦澜根本不理他。
离婚中，受伤害最大的，往往是孩子，而且是隐性的，会影响一辈子。
豆豆和诺诺虽然因为年龄原因，对此事的感受有所不同，但心情是类似的，低落紧张，担忧和害怕。短期影响的是睡眠和饮食，长期就是学业和心理了。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周，这一周里，给宋泉看病，耗去了他们的五万活期存款，只剩下了给豆豆上学的一笔定期。对此，李登明没有任何怨言，他尽心尽力，全力支持宋亦澜。
然而，宋亦澜并不领情，当宋亦青一下子拿出十五万解决了手术难题时，宋亦澜对李登明的怨气又增加了，她觉得他们家之所以缺钱都是李登明一手造成的。
两次家庭难题，宋亦青总共拿出了三十万，而且还很轻松，这对宋亦澜的冲击是巨大的，她在情感上很难接受，但理智上却不得不承认这是唯一的办法。
离婚，是宋亦澜给自己精神上的解脱。
当然，她很清楚，离婚后，她的生活并不会比现在好。
但不管怎样，做了决定，就不能后悔，也无需后悔。
这已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事情了，是不离也得离。
周一，宋亦澜起床后，如往常一样来到客厅，将李登明叫醒，敲着茶几说：“李登明，今天是你最后的机会，要么现在跟我去离婚，要么等着收律师函。”
李登明开始叠毛毯，一边叠，一边说：“澜澜，真没必要啊。你想想你多大年纪了，再想想两个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如果真离了婚，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还有，你觉得别人家就没问题了吗，说不定人家的问题比我们还大呢，我们算好的了，至少，我听你的话。”
宋亦澜不为所动：“李登明，我跟你说话听不懂是吗？我看着你就烦。不离婚也成，你搬出去住，从今往后别让我再看见你！”
李登明将毛毯叠得方方正正，像豆腐块一样，嘴里嘀咕着：“这里是我家，我可以睡沙发，但不会出去住。”
李登明抱着毛毯朝阳台走，被宋亦澜一把打掉在地，用力踩了两脚。
李登明斜着身子，看着地上的毛毯，默不作声。
“李登明，你可真窝囊。都到这份上了，你还不想离婚，看来不用法律手段是不行了。”宋亦澜转身离开，边走边道，“你等着吧！”
李登明默默将毛毯捡起，抖了抖，缓步走向阳台。
宋亦澜通过朋友介绍，找了一名擅长民事纠纷的律师，经手过几起离婚诉讼，价格公道。宋亦澜和律师约在一家咖啡厅见面，和律师说了她的情况。
律师是一名中年男子，听完之后，问宋亦澜：“你老公出轨过吗？”
宋亦澜摇头：“没有。也不可能有。”
律师又问：“你老公家暴过吗？”
宋亦澜摇头：“家暴？他就是个怂包，怎么敢家暴。”
律师接着问：“你老公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宋亦澜还是摇头：“没有。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玩游戏不赌博。最多就是养养花，跑跑步，下下棋。”
律师眉头轻皱：“你们两地分居过吗？”
宋亦澜继续摇头：“自从结婚后，一直住在一起。等下，他睡沙发，我睡卧室，这算两地分居吗？”
律师苦笑一声：“当然不算。”
宋亦澜晃了晃脖子：“那就是没有，一次都没有，一天都没有。”
律师嘬了嘬牙花子，面露难色：“我能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吗？”
“尽管问。”
“你和你老公离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刚才不是都说了吗？我讨厌他，看着他就恶心。这还不够吗？”
律师继续深究：“你为什么恶心他，讨厌他？”
宋亦澜有些不满了，但还是回答：“我觉得他窝囊，不是个男人。”
律师察言观色地问：“没有别的了？比如生理上的缺陷等？”
宋亦澜提声道：“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