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床号吹响的时候，宁向东吓得一屁股坐起来，待看清楚尖刀班里的状况时，才长出一口气，重新躺倒在床上。
老兵们早已离队久矣，整个机炮连只剩了他一个人。
口渴的要命，闭着眼伸手在桌子上摸水杯，却摸到了一个酒瓶。
昨晚一场宿醉，喝的太多了，这会儿感觉头疼的要命。
本想再躺一会缓解身体的不适，结果却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还做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梦，梦里又回到三年前，音乐老师叫自己去办公室的时候。
“就是这个孩子，洞箫吹的很不错，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音乐老师指着他，对几个穿军装的人说。
几名军人就让宁向东现场吹一段。
他想了想，就春江花月夜还算拿手，于是吹了开头的一段。
军人们频频点头，看样子很满意。
宁向东暗暗汗了一个，其实就会头一段，再往下能吹，技巧就很烂了，只能把曲子顺下去，却没了韵味。
当知道自己的孩子被部队看上时，宁家父母一时不知所措。
宁父当了一辈子老师，这时候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部队征兵，是公民的义务，他不会拒绝，可文艺连是什么兵种，是战士还是军官？以后一直吃军粮？还是干几年就退役？退役了怎么办？分配工作还是继续上学？
宁母才不管那么多，一想儿子要远离家乡去当兵，当时泪就下来了，坚决不同意。
自己妻子在部队同志面前哭哭啼啼，大学教授宁鉴良犯了尴尬症，很严肃地对妻子说：“霍敏芝同志，保家卫国也是老百姓的义务！部队看上咱们的孩子，这是宁家的光荣，再说，七师又没有多远，从并原到南榆，也就二百多公里，想孩子了随时去看不就得了。”
部队同志听到宁教授嘴里开始跑火车，连忙接过话头，先是高度赞扬了宁父的觉悟，同时提醒宁家，到了部队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是想看孩子就能看的。
文艺连的人给宁母解释了连队日常的正课内容，上午学习文化课，下午才进行专业训练。
就这样，办妥了武装部的交接手续，一个星期后，宁向东到七师师部的文艺连正式报到。
宁向东当时才十五岁，青春期还没开始，身高才一米五五，结果一到连里，军装没有合适的，六号服穿在身上也像穿着袍子。
管后勤的副连长看了一个劲摇头，向装备库调拨也没有比六号还小的，幸好女兵班副班长季君珍学过裁剪，一口气把冬夏两套常服全改了，宁向东才算有了军装，只是军帽一点办法也没有，戴在头上来回晃荡，只能先凑合着，好在文艺连戴军帽的场合不多。
只是有一次师参谋长在作训室的窗户前，无意中看到去开水房的宁向东，不禁很奇怪，问身边的作训参谋：“那个小孩子，戴的是草帽吗？”
我军的文艺部队在战时，为了活跃部队气氛，鼓舞指战员士气曾经起到过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始终保留了这个编制。
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军委开始着手部队改革，撤销了文工团的编制，宁向东所在的七师，才将团编压缩成了一个连。
师参谋长听说宁向东是文艺特招兵后，冷冷地哼了一声：“招个娃娃进来，简直乱弹琴，我看这个文艺连留着一点意义也没有！”
第二年春训开始前，文艺连正式解散，男兵一律下到班排接受集训，女兵全部分配到通信站，每天练习爬电线杆。
当一九九零年的阳光，透过窗户前的树影，斑驳地落在宁向东脸上时，他终于醒了过来。
昨晚，自己的老班长邓建发也正式退伍了。
老班长是服役七年的老兵，退伍命令下来后，团政委周绍智专门找他谈了话。
邓建发的老家在河南一个挺艰苦的村子里，从入伍那天起，就打算留在部队不回去了，谁知道，一场兵当下来七年，考了四次军校也没考上，想转个志愿兵，也一直没有机会，最后只好服从命令，光荣退伍。
昨夜，宁向东从军人服务社买了一瓶酒和袋装花生豆等几样小菜，俩人喝了顿硬酒。
邓建发倒了一晚上苦水：“你知道吗向东，我走的时候，全村人对我高看一眼，就等着我穿上四个兜干部服回去……”
“我比不了你啊，你们城里兵回去就有工作，还都是正式工，可我呢……”
“虽说你是文艺连解散后分到班排里的，没经过新兵连集训，除了队列训练，器械、战术、射击样样不行……”
宁向东尴尬地笑了笑，拿起烟递给老班一支，自己拿一支。
“可你娃脑子聪明啊，就凭着单个军人队列动作考核，就拿了师嘉奖……”
宁向东划着一根火柴，给邓建发和自己点上烟。
烟是阿诗玛，算是名烟了，一云，二塔，三中华，最不好抽阿诗玛，可就算在名烟里排最后的阿诗玛，一盒的价钱也是宁向东一个月的津贴费，平时只敢抽两毛钱的登月，这是发了退伍补助，才敢奢侈一回。
半夜十一点四十分，宁向东送邓建发去火车站，买的是硬座车。
老班不但舍不得买卧铺，而且所有的行李也坚持不托运，要自己扛回去。
宁向东只好买了站台票，一直送到了车上，邓建发很是心疼，说就进个站，还要五毛钱，太贵了。
上车后老班酒劲上来，醉得在硬座上坐不住，宁向东就偷偷找乘务员补签了一张卧铺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