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自毁长城，短短三个月后，秦军就攻入邯郸，俘虏了赵幽缪王，后者在流放地开始思念李牧，后悔莫及：如果李牧还在，我哪用吃秦国的米啊……
邯郸沦陷、赵王被俘后，赵国还没投降，王室赵嘉逃到代城称代王，公元前226年，最后的赵军与燕军合兵于易水之西，就是荆轲刺秦出发地，联军会战秦军，燕太子丹也在阵中。
燕与赵，此前彼此攻伐，大战小战不断，但最后时刻，他们携手站在了一起。
这一仗，燕赵联军输了，败军逃至辽东，秦军紧追不放，再战，燕赵联军又败。为求生，燕王杀死了太子丹，献给秦军求和。秦军已无视他们了，主力转而进攻魏楚。他们艰难又捱了4年，在公元前222年，燕、赵双双亡于秦军。此时秦国，只剩下最后一个对手：齐国。翌年，灭齐，秦王嬴政称皇帝，为始皇帝。
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张艺谋的大片《英雄》，当年毁誉皆有，争议焦点在于：李连杰饰演的来自赵国的刺客“无名”，在完全能够杀死秦王的距离内，却为了天下大一统而放弃刺秦的任务，并毅然牺牲了自己，丧生于秦军万箭之下。这是张艺谋想要表达的“侠”与“英雄”，很宏大的理念。
这是一种理解。司马迁笔下的荆轲、豫让、聂政、侯嬴之徒，均出自战国，则是司马迁对“侠”和“英雄”的理解。
今人怀念秋战国，是怀念一种精神，一种血，一种能为人所不敢为的侠气，一种慷慨悲歌、意气赴死的抉择。
今人或许感慨：分久必合，但为什么统一天下的，不是“多慷慨悲歌”的燕赵，尤其是军事力量超强的赵国？答案其实很简单：无论是中国的《周易》，还是西方的赫拉克利特，核心思想是“变”：一切都在变，但“变”，却是永恒不变的。
谁能持续求变，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
想当年，赵武灵王锐意求变，“胡服骑”，将传统的步兵为主体的军队结构，改为骑兵和弓弩兵为主体的军队构成，完全改变了战争方式，赵国因此一跃成为军事强国。
再往前追溯，魏国是战国最先强盛而称雄的国家，也是因为在战国初年，魏国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富国强兵，成为老牌强国。
纵观战国史，七雄都有风光时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秘诀在于明君贤臣名将，更在于改革创新变法。
大家都在求变，但有的停滞了，有的放弃了，而秦国，基础可谓最差，一度被魏国打得无处藏，却后来居上，始终不懈变法革新，逐渐超过了所有的对手。燕赵之人，即使再骁勇善战，又如何能够超越制度的胜利？
好在，燕赵之地，慷慨悲歌的气质，延续了下来。一个地区的人格同一，经过漫长的历史才形成，也在漫长的历史中绵延不绝。
为什么“秋”和“战国”要分开？古人真有个！
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国都开始，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六国结束，后世称为“秋战国”。
这是一段诸侯纷争，混乱争霸，弱强食的时代。
那么，既然秋和战国都是纷争的年代，为什么还要分开称呼呢？
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东周的前半段时期非常具有代表。鲁国有一本著名的史书叫做《秋》记载了期间242年的历史，所以后世称这段时期为“秋”。
由于周朝分封过多，逐渐导致诸侯的兴起，这时周王朝已经名存实亡，毫无统治之力。各个诸侯国为了振兴自己的国家，不断开始鼓励新思想新变革，把整个中原从最简单的“刀耕火种”加速向更先进的文明推进。
这时候，各个诸侯国中涌现了“诸子百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推行儒道，提倡以理服人，以德治国。
而其他的法家、道家、墨家、阳家、纵横家、兵家、医家也有自己的丰富理论，当时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非常有名，比如墨子、老子、管仲、孙子都生活在这个时代。
这时候出现了一种流行趋势：诸侯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礼仪、德行、文明上，过于野蛮会被各国所不齿。
诸侯国一旦发生争端，不是派大军死攻拼命，而是先有将军贵族进行友好的谈判切磋，士兵被要求不可以直接下“死手”，只要击伤对方就可以。诸侯们各自显示着在战争中的恩德，让其他国家看到自己的仁义。这时候涌现一批非常著名的君王，如齐桓公、楚庄王、晋文公、秦穆公都曾有“问鼎中原”的实力。
时间追溯到公元前663年，齐桓公派兵帮助燕国讨伐戎敌，在战争胜利后，燕王为了感谢齐王一路相送。一直送到齐国境内，齐桓公不好意思的说：我又不是周天子，你这么礼遇我，我怎么能不回报呢？于是，齐国把燕王送齐桓公所走的土地都送给燕国，以显示自己的恩德，其他诸侯听闻此事，纷纷夸赞齐桓公。他们肯定想不到，齐燕两国在200年后，为了争一座城池都要死几万人，齐国差点灭了燕国，后来燕国报仇又差点灭了齐国。
时间追溯到公元前597年，邲之战。晋国被楚国击败，晋国士兵逃跑时非常慌乱，楚国士兵也不着急追，在他们后面慢慢的跟着。这时候有一辆晋国的战车掉到坑里，无法再行走。楚国士兵赶紧跑过来帮忙，并教敌人把战车的前面的木头抽出来垫在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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