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文学界正流行一种说法，即“笔是笔”“文是文”。这话的意思，是将不讲究音韵节律的文章称作“笔”，而把讲究的视为“文”。因此，有“无韵为笔”“有韵为文”的区分。
从文章起源上讲，凡流传下来的“笔刻文录”的语言符号，本是人类对于世间万物的认知表达，是在“口耳相传”基础上的更充分和具体的传承。自古以来，人们通常把一些知识传承的记录符号，说成是“言语”“笔录”“文章”等名称，并且依据其中“字辞文句”的风格特征，大致以《诗经》和《尚书》为代表，一共分成两类。前者，就是“有韵之文”；后者，即为“无韵之文”。然而，使用“文”或“笔”这两个单独的字，来区别文章的门类，则是近代的事情啊。
南朝刘宋时期，颜延之（公元384-456年字延年晋末临沂人曾名冠当时与谢灵运并称颜谢）大致有过这样的言论，“笔”泛指文字的体用，只有发端立论的“言”，才堪称“文”。他还进一步举例说明，像经书典籍就属于文”，不能说是“笔”；像传记一类文体则是“笔”，但不属于“文”。
分析上述颜延年对文章的总体区分，及其例举解说，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仅以《周易》的《文言传》为例。《文言传》不仅是“发端立论”的“言”，而且更是文采奕奕啊。如果像《文言传》这样的传记，都一概属于“笔”而不是“文”，那么还有什么样式的经书典籍，才堪称“文”呢？
依我之见，出口成章即为言，记录成文则为翰，揭示道德既是经，阐释经书属于传。就文章总体而言，无论“经典”还是“传记”，即便在体裁上，确实存在显著性差别，亦不过都属于“口出笔录”的文章而已。所以，“笔”就是“言语文章”的信使，只不过因为在记录和传达过程中，才有了内容长短、文采多寡、有韵无韵等具体区分。至于“经书典籍”，之所以能够颠扑不灭，并还能流传千古。究其根本，只在于他们蕴含着深邃奥妙的道理罢了。这与颜延年所讲的“言”“笔”“文”又有何干呢？
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宣称，他个人已经把书写文章的利害关系剖析的“曲尽其妙”了。然而，纵观《文赋》中的泛论和悉数，其实并不全面啊。因为天地人间的易数理化，即便经过九次演变后，虽然已经达到了极致，但还不就是道德变化的穷尽。所以，任何试图通过举例说明，即可囊括所有文章体例，并且还能包含所有特征要点的努力，都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一般情况下，作者在营心臆造文章时，不仅倾心于体裁格调上的标新立异，更加热衷于字词文句的丰富多彩。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对于以往文章已有的体例格式和风格特征，尤其在相关著述文章时，为何导致成败、得失、优劣等，所谓技能性要点等问题，不仅不善于钻研深究，甚至少有问津，或者就是充耳不闻。
毋庸置疑，在成堆的美玉中，有的必定貌似石头，而在稀有的石头里面，有的却像美玉。与此道理一样，那些精通文章关键特征及其要素的作者，往往为了追求短小精悍，因此著述通常不会太长，而像知识才气匮乏的作者，却是因为无法展开长篇大论，所以文章也会十分简短。另外，一般博学多识者，喜欢高瞻远瞩，难免喋喋不休，而思虑芜杂者，因为千头万绪，也时常会繁言冗长。再者，善于思辨而境界通达者，因为能够深入浅出，其行文可以自然、清晰而易懂，但凡短见肤浅者，虽然举止言谈只能如同蜻蜓点水，反而同样给人一种简洁、鲜明、精炼的直觉感受。所以，历来古奥深邃的文章，必定晦涩难懂，这反而让一些故意书写诡异乖离的作品，貌似古典经书一般。然而，凡故弄玄虚的文章，也最经不住一般性的研究推敲，他们有的虽然内容广博浩瀚，却匮乏韵律和文采；有的即便字韵通畅协调，却情理浅薄而笨拙。类似情况，如同作为乐器的钟磬丝竹，尽管都是经过了严格的音准校对，但钟磬音质再好再准，也不是任何乐师都能演奏出来美妙乐章；同样，尽管琴声瑟响可以给人们和谐悠扬的美妙感受，但是它们发出的声响旋律，并不是只有角徵宫商羽的音准基调吧。因此，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用演奏音乐来比喻文章水准的高低难易，像这种类比举例，不仅贴切恰当，确实形象生动啊。
人间生活常理，凡不经过实物验证，无法判断刀斧的利钝。对于文章的总体分类和特征分析而言，如果不经过深刻剖析不同类别文章的基本要素、关键特征和写作原理等，也就必定无法传承和升华艺术创作的技术本领。人们通常所谓的技术精湛和能力亨通，旨在说明某些人把握准确了某种必然取胜的细致道理罢了。所以说，如果不经过稽查举证，如果不审验精确了，艺术创作中大的条理和小的情节，又怎能在文坛上心想事成呢？
凡真正掌握文章的所有体例机器关键要素的艺术创作，必定如同棋艺高手，依然通晓围棋变化规律后的沉着对局，他们不但可以掌控全局走向，而且能够及时判断得失所在。反之，不注重整体和关键技能要素的原理所在，仅是按照自我感觉和意气情怀的文学书写，就会像博弈中掷骰子一样，全凭偶然的机遇巧合罢了。然而，任何凭借机缘巧合的成功，或许不乏先例，但注定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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