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哀帝、平帝之后西汉衰败阶段不谈，单言东汉光武帝刘秀，只是迷信谶纬之学中的图符变数，并非真正用心扶持文艺的中兴繁荣。尽管事实如此，但在这一时期，狱中杜笃由于创作《吴汉诔》赐帛免刑，文书班彪因为草拟奏章特诏升为县令。由此可见，光武帝虽然没有公开招贤纳士，但是对于文人雅士还是有所赏识和特别垂青吧。随后明帝、章帝两朝，皇帝积极尊崇儒学，他们一方面在辟雍学堂里传习古典礼仪，另一方面在白虎观研究经纬数术，所以班固能够专心撰述《汉书》，贾逵可以用力创作《神雀颂》，甚至宗室中东平王刘赋扬名，而沛王刘辅的著作《五经论》得到广泛流传。在如此天子作则和藩王呼应的垂范之下，跻身文坛的文人雅士愈加踌躇满志而容光焕发了。自和帝、安帝再到顺帝、桓帝，虽然跨越半个世纪，但不足百年期间，却集中涌现出来一大批像班固、傅毅、崔骃、崔瑗、崔寔、王延寿、马融、张衡、蔡邕等精通经书典籍的鸿儒博士，因为他们各自都有代表性作品传世，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然而，若将进入东汉以来的整个学术风气与西汉时代相比，后者与前者的最大区别，就是儒家学派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在宫廷讲座中刻意宣扬的结果，另外就是社会实践中像选官制度的崇儒影响。到了汉灵帝时代，喜好文学的灵帝刘宏，自己写出了《皇羲篇》等书，并诏令天下文士聚集“鸿都门”竞技才学，但负责此事的乐松（汉灵帝宠臣历任鸿都文学、侍中、奉车都尉）等人，选拔的却都是适合他们口味的浅薄之人，所以当时太尉杨赐（东汉名臣其祖父杨震父亲杨秉均官至太尉）称这些人如同唐尧时坏人“驩兜”一样，而蔡邕则将他们比作皇帝身边的弄臣。因此，当时这些所谓“人才”的作品，从根本上就没有艺术价值。
东汉进入汉献帝时代，皇帝自身朝不保夕，整个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文学风气也随之起伏不定。直到献帝的建安末年，天下局势趋于相对平衡和暂时安定。当此之际，位居汉丞相的魏王曹操赋；曹操一个儿子，即随后的魏文帝曹丕，敏于思辨而文采飞扬；曹操另一个儿子陈思王曹植，更是才华横溢，不但出口成章，且佳作琳琅满目。他们父子三人，纵横创业之中，不仅英俊豪气，而且艺术才华更是光彩夺目，所以在他们父子身边招徕了一大批当时的雅士名流。譬如王粲来自汉南荆州，陈琳降自河北袁绍，徐干于青州入仕，刘桢自东平随行；还有应玚擅长发挥丰富想象，更有阮瑀喜欢展示奇才技能；除此之外，像路粹、繁钦、邯鄣淳、杨修等人，时常环绕左右，大家欢聚一堂，或侍宴赋诗，或流觞饮酒，相互沉吟当做欢歌，彼此挥毫助兴谈笑。综合这一时期的作品，风度儒雅而又慷慨激昂，应属于最为突出的特色。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社会长期动荡不安，遍地民不聊生，四处内心多怨，而作家的品格往往虑深情长，他们于挥毫之间，难免壮志喷发而气吞山河。待到魏明帝继位，曹睿兼备魏武、文帝遗风，尤其擅长乐府曲调，曾经于“崇文观”召集文人竞技，于是何晏、刘劭等人，相继展露才华。在曹魏随后继位的几任年幼皇帝中，唯有高贵乡公曹髦英俊典雅，作品不仅质文离奇瑰丽，而且眼界论说不同凡响。然而，所谓谈玄务虚、轻生寡欲的“正始文学”便诞生于此际，像嵇康、阮籍、应璩、缪袭等人活跃于文坛之上。
曹魏进入司马懿独揽大权之后，历经司马师、司马昭继任主政，他们在儒学上无所建树，唯倾心于阴谋篡权。晋武帝司马炎创立新朝，尽管天下一统而又平安一时，但在学校教育和文化传承问题上，并没有得到朝廷重视。待到晋怀帝、愍帝时期，皇帝徒有虚名，王纲旁落权臣。然而，西晋帝王尽管轻视文章创作，但这一时期的文人名家依然光彩照人。例如张华奋笔疾书恰似珍珠落盘，左思挥毫作赋导致洛阳纸贵；潘岳和夏侯湛，两人英名远扬，被比喻成“一对璧玉”，而陆机和陆云，兄弟多才多艺，被评价为“两匹骏马”；另外，还有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亢、孙楚、挚虞、成公绥等人，他们的作品更像花团锦绣，各个楚楚动人。后世评价西晋王朝昏庸无道，文人雅士难尽其才，并且难得善终……思虑到此，禁不住悲叹哀怜啊！
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之后，开始重视文化，并且殿试经学，所以刘隗、刁协通晓礼仪备受皇帝宠信，而郭璞才思敏捷得以提拔重用。晋明帝司马绍聪慧明哲，并且酷爱文学，由太子到即位，研习六艺经学，熟稔诰命策文，精通辞赋文采，所以庾亮擅长表奏得到重用，而温峤文才清秀推恩厚待。东晋明帝在位，弘扬文艺的领袖风范，可比西汉武帝。随后晋成帝、康帝、穆帝和哀帝在位时间相对短暂。晋简文帝热衷文化，本身清秀俊朗，喜好聚集文友一起谈玄论道，于是由此开始，情志玄虚而词藻浮夸的学术风气充斥文坛。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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