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后来说:“‘第一车间’使农业的收入提高了二三十倍,这些地区的农民开始富裕起来,拥有三五万资产、十多万资产的农民多起来了。”他至今认为,“第一车间”是他干过的最有价值、最自豪的事情。
“第一车间”风靡中国
在褚时健刚刚推动“第一车间”烟田的时候,国内知道此事的同行们都抱着看笑话的心态作壁上观,当他们醒悟过来的时候,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已经为时太晚了。确切地说,是“红塔山”“红梅”“阿诗玛”风靡中国市场的现实唤醒了他们。实际上,1987年,玉溪卷烟厂已经超越上海卷烟厂,占据了烟草行业的头把交椅,并一举位列中国工业企业税利前五强。
不用说,这些卷烟厂也开始大规模引进设备,但市场并没有欢迎他们的产品。他们这时才开始意识到原料的问题,于是,大规模的参观学习队伍拥到了玉溪卷烟厂。
像河南、贵州、四川、山东、湖南这样的种烟大省,都由分管农业和烟草的副省长带队,浩浩荡荡来到玉溪。从1988年“第一车间”声名鹊起开始,一商到90年代中期,前来学习参观的队伍络绎不绝。玉溪卷烟厂平均每天要接待300多支参观队伍,甚至像通海、澄江、江川这些县烟草公司,褚时健也得给他们拔出专款,接待这些前来参观的人。
褚时健是个开放的人,他并不担心这些人把“第一车间”这一套拿走,而是敞开心扉,与他们畅谈做法和想法。这些人在回去之后,都照着“三合一”烟草基地模式做了,“三合一”体制很快在全国推广开了。
不过,这些来学习的单位并不像褚时健做得那样用心,也没有像褚时健那样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因而,他们的原料和玉溪卷烟厂一直存在很大差足巨。
河南省的一位领导人甚至专门来请教褚时健,如果完全按褚时健的做法,河南是否就能生产出一样好的烟叶,褚时健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因为自然条件的差异,河南不像云南这样昼夜温差大,在烟叶生长的夏季,像河南那样炎热的地方,在没有阳光照射的夜间烟叶仍然会生长,而不是停下来消化白天的生长,这样无论如何也难以达到云南烟叶的水平。
当然,也有人不相信“红塔山”“红梅”在市场走俏是因为原料的缘故,他们还是迷信玉溪卷烟厂有神奇“配方”,并希望褚时健能教给他们。褚时健只好幽默地对他们说:“如果真有神奇配方,那每年花几十万请一个配方大师倒是很划算的。”还有一些重量级的领导也对他说:“老褚啊,你可不要保守,你应该帮帮兄弟厂,把它们的品质搞得像‘红塔山’那样啊。”褚时健摊开双手,说:“许多兄弟厂的设备、技术、管理都比我们强,他们输在原料上啊,而原料至少也有五年的差距。这五年每年都需要大投入,我们怎么帮呀?”
有一次,在欧洲考察的途中,褚时健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贵宾厅和一家世界知名的牛仔裤公司的老板相遇。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因为他们都把原料当作最核心的竞争力。这位老板告诉他,他生产的牛仔裤原料都来自伊朗高原,哪怕在运动场上,再猛力的拉扯也不会撕烂他生产的裤子,原因就在于他的棉花纤维韧性不一般。
褚时健顿时觉得自己遇到了同道中人。
达到世界级烤烟的水准
但是,“第一车间”的麻烦还没有结束,因为它不仅存终结旧体制,同时也在终结旧的质量评价系统。褚时健确定的新的质量标准,和旧的质量标准有很大不同。
按照他们从美国学来的经验,并经过数据检测,成熟的烟叶是橙黄色的,表面粗糙,就像老年人长的老年斑,而当时中国评价烟叶的国家标准,是以表面平滑、缎黄的烟叶为好。这在褚时健眼中却是不够成熟的烟叶:于是,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烟叶质量评价标准形成的过程中,玉溪卷烟厂内部也经历了一番折腾。褚时健首先要打破这些评级人员固有的评价观念,让培训人员对评级员进行耐心培训,教他们如何从色泽、味道、表面来评价一份烟叶的好坏,并将评价标准基本背熟:成熟的烟叶,颜色像橙子一样黄,表面是粗糙的;不够成熟的烟叶,则是像缎子一样的鲜黄。好的烟叶似乎不那么好看。他们还掌握了一套科学的数据,例如尼古丁含量、糖碱比等。
烟草公司当然不能坐视“标准”不管,双方最后把“官司”打到了国家烟草专卖局。回复是,按照国家标准,玉溪率太低,连及格线都够不着。但褚时健坚持认为自己的评价标准才是正确的,而不是“国标”。他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市场评价。他说:“市场上只要是我们的卷烟,就销售得很快,别的烟过剩很多。我们在全国的占有率,价格最高的一类烟所占比例最大。如果我们的评价标准是错误的,那消费者就不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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