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换：解决生产短板
“红塔山”崛起的过程中，辅料的串换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实际上，在1986年以后，串换才大规模开展起来，它像具有魔法的魔术师一样推着“红塔山”朝前走。
发生大规模串换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市场越来越欢迎玉溪卷烟厂的产品，它们的出厂价和市场价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红塔山”的市场非常火爆，越来越多的广东人、四川人、湖南人、香港人排在厂门口等待消息，参与串换几乎就是“发大财”的同义词。在90年代初，一箱“红塔山”的利润大概在5000-10000元之间，串换1000件就能产生500万-1000万的利润，而这几乎是转瞬之间的事情。二是随着原料得到满足，褚时健也需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辅料，这些在体制之内都无法寻求解决，他只能求助于串换。
而这些串换商人又是无所不能的，他们运来急需的束丝、铝箔、白卡纸、铜版纸、盘纸等一切国内稀缺的物品，甚至能送来大批量的农民需要的进口钾肥。这样，玉溪卷烟厂的又一个重要瓶颈被突破了。在原料、设备、管理“三驾马车”都疾速往前的情况下，串换如同及时雨一般，把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迅速给补上了。
串换除了解决玉溪卷烟厂的生产短板外，对“红塔山”“红梅”的市场拓展和品牌宣传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些商人拿到“红塔山”后，都会不遗余力地推销，把这些品质一流的香烟卖给****、各行各业的消费者，使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它。
从褚时健到玉溪卷烟厂开始，串换就一直进行着，即使他因此被党内警告，串换也没有停下来。一直到90年代中期，玉溪卷烟厂外汇彻底解放之后，加之“红塔山”的高额利润使得有关部门不断加大干预力度，这些魔法般的串换才慢慢停下来。
解决外汇需求：“创汇分成”改革
外汇的奇缺和中国实行的外汇管制，是最让褚时健头痛的事情之一。没有外汇，设备更新、辅料供给就是难以实现的大问题。为了外汇，褚时健不知往管理外汇指标的计委办公室跑过多少次。褚时健说：“每次都要跟计委领导磨口舌，讲很多道理……这个麻烦限制着我们将先进设备引进来。”一句话，求外汇比求神仙还难。
从1985年开始，随着“红塔山”和“阿诗玛”等香烟质量的提升，玉溪卷烟厂的香烟开始销往国外，有了创汇能力。从1985年到1989年，玉溪卷烟厂出口创汇累计1.91亿美元，是同时期外汇使用量的两倍。但由于外汇管制，所有的外汇收入都必须上交，要使用时再去找计委申请。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即使像玉溪卷烟厂这样的税利大户、褚时健这样名望很高的企业家也不例外。他每次都得从计委那些处长找起，一级级地磨，然后到副主任，再到主任，而等申请批下来了，常常已经错过机会、失掉市场了。
在一次由朱奎主持的会议上，褚时健提出了一种外汇使用的新思路：多创多用。哪家企业创汇多，也应获得更多的外汇使用权。在这一思路的启迪下，朱奎提出“剑汇分成”的改革：企业出口创汇实行3：1的分成比例，75交给国家，25留给企业，只要没有特殊限制，企业就可以自由使用。
创汇分成改革彻底解决了褚时健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外汇需求问题，1990年后，玉溪卷烟厂的创汇能力越来越强，1993年创汇1.5亿美元，1995年达到了1.8亿美元，在1985年到1995年这10年间，它累计创汇8.9亿美元。这一改革为后来不断实施的设备引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是“红塔山”崛起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原料优势：世界级高品质烟叶
褚时健还是喜欢把“红塔山”的崛起归因于“第一车间”。他认为最终是世界级品质的烟叶把“红塔山”推向了成功之路。
有一件小事留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几个外国专家到玉溪卷烟厂参观，在门口时，这几个外国人非得要求打开仓库看看。当仓库大门打开的时候，他们几乎同时尖叫起来，冈为这些正在存储的烟叶发出的香味让他们难以置信。他们对褚时健大声叫喊着：“有道理！有道理！”意思是玉溪卷烟厂占据中国高端香烟近80的市场份额是有道理的。
这些烟叶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呢？外国专家们发现，在堆放烟叶的时候每一叠都不能多于五包，当多于五包的时候，下面一叠中就有两包烟叶被压坏，流出令满屋芬芳的芳香油。这么高含量的芳香油只有在极好极好的烟叶中才会存在，其他地方包括欧美国家的烟叶，无论怎么压也压不出这种油来。这是褚时健最引以为豪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确信玉溪卷烟厂能够超越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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