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褚时健决定另寻对策。1994年，玉溪卷烟厂的税利简直在以火箭般的速度增长，达到了146.8亿元，净利润达到了6095亿元。关于电力项目的投资，褚时健决定去找国务院，希望寻求支持，至少是碰碰运气。他要汇报的想法是：广东不是正缺电吗？国家不是在做“西电东送”的政策规划吗？能否由红塔集团在云南投资水电，然后纳入国家“西电东送”的政策规划？这样，国家不仅可增加电力，改善环境（把广东那些高污染的燃油发电厂关闭），还能促进gdp的增长。可后来几天一直没有等到机会，他只好返回云南。
但电力板块始终是褚时健心里打算一定要做的事，所以，尽管遭到了电力部门的拒绝，也没取得政策牌照，但他仍然决定去干。他认为，中国经济每往前一步都会受到能源问题的制约，退一步说，如果国家不让他投资的电上网，那么，可以把电卖到缺电的泰国、缅甸等国家。于是，在刘会疆这位电力专家到位后，地处澜沧江下游西双版纳境内的景洪水电站的开发就开始了。
红塔集团“谋局”：配套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的布局并不顺利，由于各方利益的掣肘和政策的限制，加之有领导反对，褚时健把玉溪卷烟厂纳入一个集团公司的想法一直没有实现。在各方压力下，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后来被迫改为云南红塔实业公司，之后又改为云南红塔投资有限公司，在云南烟草整合失败后，公司又改名为云南红塔集团。但它的目标和格局，与褚时健最初的期待和构架已全然不同，后者的使命只是承担起玉溪卷烟厂的烟外投资。
红塔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之后，为集团定下的投资条件有两个：高资金门槛、高技术门槛。他们为高资金门槛设立了下限，即低于5000万元的投资一律不做。不过，有两种情况例外：一种是属于扶植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是和卷烟配套的。而褚时健希望尽量把二者结合起来。而对于如何避免政府的干预，他们定下了一个可行的策略——政府定位、计委挖坑、红塔种树。这是一个规避政府权力风险的策略，就是在政府要求的投资中，红塔集团会要求提供更多的项目来选择，最后从上百个项目中选择一两个合适的来做。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个策略有效地对冲了大多数这类投资的风险。
中国的工业基础，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依然非常薄弱，和卷烟配套的那些辅料还要依赖进口。褚时健希望通过投资来解决，于是，一批和卷烟相关的企业很快就上马了。褚时健布局烟草配套投资有两个考虑因素：一是解决需求；二是能得到确定的利润，这会为他大手笔的烟外战略实施减小阻力。这些投资涵盖了印刷、造纸（水松纸、白卡纸、卷烟纸）、滤棒等行业，它们大多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或者选择和有技术背景的外资合作。这些投资企业不仅为玉溪卷烟厂节省了30的辅料成本，也成了全国几乎所有卷烟企业的供货商，并带动了中国卷烟辅料国产化的浪潮。经历了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接近98的烟草辅料已经实现了国有化生产。在这些和烟草配套的投资企业中，有两家后来成了全国明星企业：一家是红塔造纸，一家是建水蓝鹰造纸厂，都成为当时全国同行业的第一名。
蓝鹰造纸厂原本是“二炮”下面一家濒临倒闭的造纸厂，“红塔”接手之后，引进了一家德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迅速振兴了这家纸厂，生产的产品行销国内外，并获得了中国国家科技二等奖。而“红塔”也通过和这家公司的合作掌握了核心技术。
到大规模投资珠海仁恒纸业的时候，“红塔”已经掌握了一些高难技术，但珠海这个项目的落地，黄某某可谓绞尽脑汁。这是公司组建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总投资额为4-5亿元。为了尽量节约投资，避免被那些反对烟外投资的人指责为铺张浪费，在完成细致的综合考察之后，他们在引进设备时采取了从八个国家分拆引进再组装的方式，这种方式为他们省下了一亿多元。
这也凸显了这批初来乍到的投资人当时小心翼翼的情形。
接着他们遇到了人才问题，高端人才都不愿意到玉溪来。在综合考虑之后，褚时健决定把这个当时中国最牛的造纸企业放在珠海，并全权委托德国人进行管理。这个项目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红塔”烟外投资利润的重要来源，并一度成为“红塔”烟外投资的象征性企业。
红塔集团“谋局”：能源
在烟草配套投资展开的同时，褚时健开始紧锣密鼓地在能源领域出牌，核心就是澜沧江水电站的开发。其实，在褚时健招兵买马之前，国家电力部门已开始谋划澜沧江水电的开发，第一个开建的是装机容量150万千瓦的漫湾水电站，1995年投产时，它证明了澜沧江是中国所有大江大河中最值得开发的一条，单位成本最低，效益最好。漫湾水电站的单位投资成本，甚至不及三峡水电站的一半。
一条资源如此丰盈的大江，国家电力部门当然不会轻易“松手”。
但褚时健还是等来了机会。这个机会是这样出现的：云南省政府和云南省电力局正在联合投资大朝山水电站，但工程刚刚开始就没钱了。这时候，他们不得不请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和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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