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接手玉溪卷烟厂时，褚时健已年过半百。
面对卷烟厂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重重困境，褚时健转守为攻，平衡各方利益，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层层突破，通过重新改进生产工序、严控质量管理、更新经营思路、拓展市场布局，使玉溪卷烟厂迅速扭亏为盈，并带领它走到了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前端，成为“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同时，为国家创造税利991亿元。
从“知命”到“古稀”的17年，褚时健遇到了无数难题，也解决了无数难题，创造了属于他的新的奇迹。
整顿进行了几个月之后，玉溪卷烟厂的境况有所好转。1980年，生产并销售卷烟34.38万箱，比上年增长了11.87万箱；税利实现了1.1844亿元，增长了9.14；利润也实现了大幅度增长，达到804万元，增长了280.14，这可能主要得益于褚时健加强管理之后成本的降低。到了1981年，玉溪卷烟厂税利实现了1.5472亿元，增幅高达30.63。
“知天命”之年受命
不搞行政搞企业
去煤矿还是去卷烟厂？
任前摸底、淡条件
初到“玉烟”：破旧而杂乱
“玉烟”印象：政治高亢，情绪低落
“见面礼”：派系的明争暗斗
下马威：涨薪风波
考试：锅炉事件
“霸道”名声的由来
“知天命”之年受命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
从1958年褚时健被划为“右派”，到1978年摘除“右派帽子”，二十年时光过去了。
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三十个年头。这一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等革命老将重登政治舞台。在这次会议上，特别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
1928年出生的褚时健，此时已经年过半百，到了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然而，褚时健似乎还不愿意“知天命”，不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被安排到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习，并得到了关于这次全会精神的文件传达。褚时健久久盯着这份红头文件上的白纸黑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份红头文件给他带来了久违的兴奋，他想奔跑，想大声喊：“只要这个国家还要搞经济建设，我们这些人就大有作为。”
不搞行政搞企业
在党校学习期间，玉溪地区主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白水鱼找褚时健谈话。二十年前，白是褚时健在玉溪行署工作时的老同事，他们都很了解对方。白提出让褚时健重回地委工作，从地委组织部部长干起——这是褚时健被划为“右派”前的老职务。
此时，褚时健已经厌倦了机关工作，对党政机关的明争暗斗丝毫没有兴趣，因为，他在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中找到了乐趣。
褚时健一口回绝了白水鱼：“我不愿再搞行政了，伤心了。当年，就是在行政职位上惹的祸。我干了十几年企业，已经上路了，您还是让我继续搞企业吧。”
此时，褚时健带领下的戛洒糖厂，正准备上一条新的白糖生产线，机器调试已在进行中。
没几天，新的“说客”又来了。这个说客，正是玉溪地区一把手、地委书记胡良恕。
胡告诉褚时健：“组织部门研究过你的档案，认为你比较懂经济，而能抓好一个地区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非常缺乏，你过来，先做副专员，分管经济，我们做搭档，把玉溪的经济搞上去。”
只要研究过褚时健的档案，都清楚褚时健这二十年的“右派”经历：从红光农场到堵岭畜牧场、曼蚌糖厂，再到戛洒糖厂，他一路待过的企业，之前总是很差，破破烂烂，但交给褚时健带路之后，这些企业都大有改观。
“胡书记，您可别弄反了。”褚时健笑呵呵地说，“如果没有几个效益好的企业，地区的财政收入上不去，那么，再能干的书记、专员，日子也难过，也不好当；反过来，一个地区有几个好的企业，每年有几百万、几千万的税利，地区财政上去了，地委、行署的日子也就好过了。我干了将近二十年的企业，对此还是有谱气的，如果您让我去千企业，肯定能干好。”
“有道理呀！”听完褚时健的话，胡良恕像发现什么新事物一样兴奋地看着褚时健。之前，从没有人跟他说过这样的话。胡良恕答复，他会在常委会上研究褚时健的意见。
实际上，上级部门想调褚时健到政府工作的念头，一直持续到1981年。这时候，褚时健已经在玉溪卷烟厂站稳了脚跟。
新到任的玉溪地委书记李孟北也找到褚时健。李孟北算是云南干部中文化水平很高的，思路也很开阔，据说他从《云南日报》总编辑调任玉溪地委书记，是准备再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过渡一下，然后接任云南省委书记。越级提拔干部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常有的事，因为十年“文革”造成建设方面领导干部短缺。李孟北对褚时健说：“现在我们整个省的工业都困难，听说你对这方面还有一点儿谱气，要不，你来当管工业的副专员？”
褚时健还是那句话：“您别让我搞那个，我不会搞，做机关的事不是我的长项。你们要想把地方财政搞上去，我可以帮你们把烟厂搞上去，搞上去你们日子就好过了。让我去做副专员，您不如把我放在烟厂，让我搞下去吧。”
“我倒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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