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数学教育用于课堂教学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绝大多数数学教师面对自己也不十分熟悉的新数学内容和课程，被迫放弃了老一套有用的教学方法，转向了一种即无启发性，又脱离现实生活意义的应用教学结构。因此，虽然在代数课中还是向学生介绍分配律a?（b﹢c）=a?b﹢a?c,但学生却难以充分了解分配律的实用价值，像33x23,0.5+0.8,（a﹢b）中那样，或者在更高水平上去理解分配律,是把另一种单个的加法和乘法的基本运算联在一起了。到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面对从未有过的大批厌学学生及严重的情感问题，深感新教育对学生的成长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他们迅速号召数学教师再不要使用新数学这一名称。对新数学的回归基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回到基础训练方向，直接删去比较新的课程，完全回到30年代大多数学生能够理解与按受的课程范围内；第二种是从数学课程的发展，只对选修数学的学生进行心理学研究的一般性运动。
经历了新数学教育的惨痛教训，现在欧美国家对学生的评价更多采用学分制，学生根据自己特性对学习科目的轻重有所选择，这样，从制度上减少了无谓学习情况的出现，让他们在自己能够理解的科目上多争取学分，努力达到总学分要求。教师对有深度的教学，只针对有研究能力的学生，把他们带到课堂内、或一个小组、或个别学生在一起工作。这种教育思维的改变，对人类大多数事业发展来说是种福音，因为世界95以上的职业并不需要过于抽象的数学思维去解决问题，它只需要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紧密联系的朴素算数，去求解生活问题。
相对中国基础教育而言，最近这些年好像成了某些理论家妄想的试验场。每类专家总是过分夸张自己学科的重要，使得教育被拆的七零八落，而不能从整体发展方向观察教育的本质。像数学专家只看数学，语文专家只看语文……使得教书技法顶替了怎样育人。
世界上，对于缺少实践教育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了。尽管富兰克林在《穷理查德》中劝人劳动，但他却不让自己的儿子威廉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他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上等人。1751年，富兰克林任宾州议会议员，他竟采取世袭制，让他儿子接任议会办事员。1751年富兰克林带儿子去英国，威廉进了伦敦的贵族学校。1762年牛津大学赠富兰克林以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而在同一典礼上又增他儿子威廉以名誉文学硕士学位。由于威廉在英国有了忠实的伙伴，最终他成了美国死心塌地的叛徒，服务于英国。
号称多面手能人的富兰克林，他费尽心血却培养出了一名叛徒儿子。这儿子所谓的叛，不仅指叛家，更指叛国。虽然富兰克林多次规劝儿子，但均毫无效果。他一直无法原谅儿子的叛变行为，他唯一出气的办法就是在遗嘱中把财产全留给女儿和孙子。
富兰克林是用特权维系“学而优择士”教育的典型。这种教育最明显的特征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排斥社会综合实践教育，使孩子缺少忠诚的伙伴，及知识没有产生服务方向。
人类历史明确告诉我们：那种“学而优择士”教育所培养的人人格缺少稳定，其所产生的教育恩泽只有在特权稳定的保护下才能存活，一旦遇到外部因素竞争容易失去忠诚，一世而斩。
对于孩子的成长，从8岁到18岁其智力与体力还不足以进行艰苦且狭窄的学习活动，谁要愣这样做则孩子会成为过早耗尽精力的牺牲品，其成长轨迹是：起先，这些年轻幼嫩的人，煞有介事地具有成人气派，很是聪明，肤浅者会把这些看成是教育的优质成果并推广。可当孩子长大成人，该成为大人的时候却沦为孩子，他们性情浮躁，情感淡漠，缺少责任。
关于人的教育，对课本知识的学习必须要与社会有用的事实与良好的原则结合起来，否则智力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迟钝与衰退。很明显，智力寄生于ròu_tǐ，人类社会无论是政治伟人还是科学巨匠，及热衷家庭事物的芸芸众生，在其身心成长、进展和衰退的过程中，无不严格地体现出身体、智能与忠诚的共鸣关系。他们这些人没有谁从小到大一直出类拔萃，他们都是不断通过泛化的社会常识教育产生良好动机的，而成就自我。
人才，是那些能够自我管理的人们，他们上天不分贫富贵贱为大地苍生播下的种子，每个国家必须全力物色、培养、享用这些人才，这也是民族强盛的基础。特别是在人才群体中，国家建设一支政治忠诚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对一个民族有多重要，我们不妨看看以下事情也许会有更多的思考。
大清晚期，上海创造了一个所谓“对华门户开方政策”而闻名于世。说来奇怪，这门户开放政策的谈判对象竟然不是中国。因为腐败的清政府早以宣布“大清天下，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只要有助于镇压革命就国门大开，不存在开门不开门的问题。故美国所要求的开放，并非要求于清政府，而是要求于其他列强，即英国、法国等欧洲老牌资本帝国。第一，美国是一个新兴资本帝国，其侵华历史比不上英法老牌帝国深厚；其次，美国离中国太远，比不上日本和沙俄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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