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民一家留在了14连。马秀英一家分到了19连。牛万山和巩腊梅被分配到了最偏远的17连。他们把家里的被褥和一些生活用具装进3个纸箱子，抱着牛建新，带着牛木兰，坐上一辆马车便搬迁到了17连。
17连又叫糖厂。据说，3营以前在这里种植了大量的甜菜，又盖了一座用甜菜制造白砂糖的小工厂。因为生产出来的白砂糖质量不过关，所以很快就关闭了糖厂。但是，糖厂这个名字却作为地名保留了下来。
由于很多职工都有了家庭，各自在家里做饭吃，连队的食堂不需要那么多的炊事员了。于是，连长安排牛万山到大车班当班长。大车班就赶上马拉车，春天往地里运种子、拉肥料，秋天再从地里往连队运送收获的粮食。
巩腊梅分配到17连的1排2班工作。2班的班长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支边女青年。她的名字叫作顾美娣。
说起支边青年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呢。
新中国建立之初，党中央明察新疆的历史、地理、人文环境和经济落后的状况，对祖国的安全和统一、对新疆各民族的团结进步高瞻远瞩，1954年10月，命令驻疆人民解放军共计17.5万名官兵就地集体转业，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担负中央赋予的屯垦戍边的使命。
随着垦荒事业的飞速发展，农场和厂矿明显地感到人员短缺。兵团领导很快地做出了决定，动员内地的青年支援边疆，一面派遣干部到内地组织农民、工人和学生来兵团，一面动员各单位和职工投书内地招揽亲友来疆。
不久，河北、河南、四川、江苏、上海、广东一大批初高中毕业生来到了新疆，使兵团的职工队伍得到了迅速壮大，年龄结构和文化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生产建设兵团的面貌日新月异，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了全国当时有志青年最响亮的口号。
1959年春，国家根据新疆的情况和要求，决定在第2个5年计划期间从内地再动员一部分青壮年来新疆参加建设。随后，安徽、湖南、湖北、江苏的支边青年陆续来到新疆。
从1963年开始，上海、天津的数10万知识青年又来到了新疆。
支边青年听党的话，服从组织的分配，一到新疆便立即奔赴农牧区、生产建设兵团和工业交通基本建设等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不怕困难，虚心向当地的群众学习，很快熟练地掌握了使用坎土曼，学会了赶大车，成为了兴修水利、开荒造田运动的骨干和主力军。
1966年，高考中止了。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又没有工作可以安排。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文章引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当年在校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全部来到了农村。其中，1966、1967、1968年的3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3届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大约有10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3营也分来了很多上海和天津的支边青年。他们单纯、活泼，有文化知识，又富有青春朝气，还带有城市人的洋气。他们在农民出身占绝大多数的兵团里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顾美娣是上海虹口区人，来到3营以后担任了2班的班长。她与大多数的知识青年不同，稳重、大方、寡言。
有一次，营长鲁大炮开玩笑地对她说：“你这是取得什么名字啊？顾美娣，就是照顾美帝！年纪轻轻的，你又不爱说说笑笑，倒像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虽然顾美娣很快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顾爱华，但是，老太婆从此成为了她的绰号。
职工们看到别人叫她“老太婆”，她也不生气，也都无所顾忌地开始叫她的绰号。久而久之，人们只知道3营17连有一个很能干的上海知青“老太婆”，反而不记得那个曾经名叫顾美娣的顾爱华了。
3营最初是永红和红2司之间的斗争，后来转变为复转军人与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之间的斗争。他们给上海虹口区去信函，外调知青的家庭情况。结果有好几个人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其中也包括“老太婆”。
他们把那几个出身不好的知青叫到连部办公室讯问。
别人都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当即表示坚决与资产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接受革命造反组织的监督和批判。唯有“老太婆”一个人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一个造反派头头审问了半天，看到“老太婆”就是不开口说话。他恼羞成怒，扬起右手打了“老太婆”一个响亮的耳光。
顿时，满屋子的人都惊呆了。
“老太婆”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条洁白的手绢，轻轻地擦拭嘴角边的血迹，仍然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第二天的早晨，有人在结冰的水渠里发现了“老太婆”的尸体。
人们都在私下里传说，“老太婆”昨天晚上被打了以后想不通，可能是喝了农药，心头烧得没有办法，半夜跑到冰水渠道里降温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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