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德尔的后代哈斯巴根是割据一方的蒙古部落首领。大清统一全国的时候，哈斯巴根明察时务，毅然率领部族向大清臣服。
朝廷先是任命他为盟长，给予他一片辽阔的草原，让他为大清守卫边疆，提供军队使用的马匹。后来，大清又把他提升到更高的职位上，作为楷模向各地的蒙古部落特别是极力反抗大清的准噶尔部昭示，归顺大清帝国前途光明，与大清为敌是死路一条。
大清既要使蒙古不能再成为朔方边患的势力，又要笼络蒙古贵族统治蒙古人民，使蒙古成为大清统治全国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变成大清帝国北部疆域不设防的屏障。朝廷在蒙古各部大力扶植和推广喇嘛教，以宗教收服人心，有效地维护了蒙古地区长期安定的局面。
这是在历代王朝中官方推广宗教仅有成功的一次，值得后人好好地研究和分析。
大清朝廷对吐蕃的管辖举措也是温和有加，主要依靠册封制度、驻藏大臣和金瓶掣签制度来进行管理。
大清初年，吐蕃的宗教领袖五世达来来京朝贺。
顺治帝隆重地接待了他，正式赐予达来喇嘛的封号。
后来，康熙帝又册封吐蕃的另一位宗教领袖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并且赐予册印。
从此，达来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正式固定下来。以后，历代达来和班禅都必须经过朝廷的册封成为了定制。
1727年，大清朝廷在吐蕃设置驻藏大臣，办理吐蕃的事务。驻藏大臣代表朝廷与达来和班禅共同管理吐蕃。驻藏大臣的设置标志着朝廷对吐蕃管辖的加强。应该说，除了大元，大清是第二次将吐蕃的管理权拿到了手中的中原朝廷。这其中固然有蒙古人、满洲人与喇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也许在政策方面还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相对于蒙古人和吐蕃人，大清朝廷对汉人采取了严厉的政策，特别是对敢于反抗的汉人更为苛刻。朝廷对征服的汉人一律强令改变发式，更换服装，即便是投降的大明将士也必须剃发易服，并且以此作为臣服大清的标志。
汉人自古以来非常重视衣冠服饰。《孝经》里明确规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一次传统中约定俗成在成年以后不可以剃发。男女老少都把头发绾成发髻，再盘在头顶上。
满洲人的蓄发的习俗和汉人的不太一样，是剃去前额和头顶的头发，留下脑后的头发再编成辫子。
大清占领江南以后，摄政王多尔衮提出要重新颁发剃发令。清军所到之处明确宣布：“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无论官民限定10日之内全部剃头，削发垂辫，不服从者一律斩首，
居住在南京城里的巩怀周的后人和郑和的后人世世代代受到大明朝廷的特殊待遇，始终对大明王朝忠心耿耿，对大清的鞑虏深恶痛绝，坚决不肯剃发易服。
大清的统治者对反抗者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几乎杀光了坚持不改换衣冠的汉人。巩家和郑家先后有十几个人因此遭到了屠杀。
大部分汉人为了活命，被迫剃发结辫，改穿满洲人的衣冠。一些不愿服从的人要么逃往东南亚地区，要么遁入了空门，借口教规而带发修行。
大清的统治者希望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和摧垮广大汉人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保持满洲人正当的统治地位，主动地去同化汉人而不是被汉人同化。
后来的历史表明，大清统治者的这一措施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汉人逐渐淡忘了本族的服饰，习惯了满洲人的发式和服装。200多年以后，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帝国，号召民众剪去辫子蓄起前发的时候，仍然有许多汉人不愿意剪去辫子，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剪去辫子以后被官府抓去杀头。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对汉人的影响有多么的深厚。
大清朝廷为了夺取和巩固对全国的统治，除了起用早期的汉奸以外，在入关的过程中先后招降了大明的汉人重臣洪承畴、将领吴三桂、李成栋、尚可喜、耿仲明和他们统领的汉人军队，封他们为藩王。后来带兵收复台湾的施琅也是投降大清的大明汉人军官。
康熙年间，朝廷借口他们起兵叛乱，剪除了其中的3个主要藩王。史称平三藩。
大清朝廷为了统治全国，维护自己的统治，只好大力尊崇汉家儒学，按照历代汉人王朝的传统开设了科举考试，从中选拔优秀的人才为我所用，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之中。
人们看到饱读诗书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官府的官员，从而实现鹞子翻身、鲤鱼跳龙门的美好梦想，于是，纷纷省吃俭用，将孩子送到学校和私塾去读书。
1781年，生活在碾伯县的巩怀周的后人巩登科是大清这一政策的间接受益者。他出生在世代为学的书香门第，继承了家族的治学传统，开办了一所私学，给普通百姓人家的孩子教授识字和算术，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是，比起那些在常年唉黄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农民来说，至少寒风吹不着、烈日晒不到，而且社会地位也相对比较高。
倘若谁家要请他帮忙写封家信，也是备好了水果和饭菜。即便巩登科坚决推辞，主人也要包上水果和锅盔让他带回家去。
巩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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