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列国时代诸子和此后的各家各派，他也认识到，道家、阴阳家、墨家、法家、儒家、名家等各派思想，虽然主张不尽相同，但其根本目的都是着眼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正所谓殊途同归，从不同方面为社会的运行构建了整体的思想体系。道家建构了天道的观念，使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成为整体，天地人合一；也认识到万事万物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变动不居并且有一定的规律。儒家的学说既反映了社会的结构，也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法家建构了一套新的统治体系，实行君主集权，强调法治，为社会管理体系奠定基础。墨家也代表了广大下层人民的思想，重视生产和节俭，在生产财富不足的年代有助于社会的延续。阴阳家通过观察日月运行所定的四时节气，为纪年和生产都提供了便利。为政者要重视思想的统一性，但也要注意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思想。
第三场的论题则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幸好现在君权衰弱，也无人管制。许仲和孙操则成为了双方论辩代表。许仲持论君为重，孙操持论民为重。
许仲说：“国家乃是人群居而成，国家的最高者是君，自古有三皇五帝，君的存在是组织民众的必然结果。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个圣人就是君。只有君主统领，制定法令，建立官府，贤臣尊君，统一制度，建立良好的秩序，上下一心，国家才能强盛。万民所赖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资乎万姓，一人为天下首。所以尊君第一，君为重。”
孙操说：“君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而设立的，如果君能施行仁政，爱民安民，则是君是君。如果君主自私自利，骄奢无度，民不聊生，最终民怨沸腾揭竿而起，则君不是君，可能身死国灭。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所以君是第二位的，民为国本，民为重，君为轻。天下之之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孙操的观点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特别是他后面的观点发人深省。他甚至反对君为天下主的思想，认为天下是君民共治，就像众人抬木一样，有前面领头的，有后面的支持的。
李云想道：“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为邦本，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刚愎自用倒行逆施，可能会得逞一时，但最终必将灭亡。君有道，民尊之；君无道，民亡之。君之道，在于安民富民，不在是否受命于天，从一定意义上说，民就是天。”
第四场礼治和法治之辩也是很精彩。最后导师王阳的点评则非常到位。他说：“礼治和法治并不排斥，而是相辅相成。正如前面性本善和本恶之争，运用到治理国家就是礼治和法治。将社会的要求内化为礼的要求，以礼治教化，导人向善，非礼治不可。但社会发展变化，光靠教化也是不可能制止罪恶，百姓的利益需要保护，社会的秩序需要规范，所以法治也是必须的。圣人礼法并用，霸王道杂用之，绝不会偏颇只运用一种治理方式的。”
第五场重农主义还是重商主义的论辩也是精彩非常。
重农主义的观点是非常流行的观点，他们认为，农业为天下之根本，农业发展了，粮食充足，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社会安定，国富民强。而且农民比较固定，心思单纯，仓廪实而知礼节，便于管理。而从事工商业的人多了，农业人口减少，农业生产就受影响，生产的许多物品也不能吃不能穿，让人心性变得刁钻机诈。所以要重农抑商，这是根本国策。
重商主义认为，农业固然是重要的，无农不稳，但农业只是基础，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没有商业，各地产品得不到流通，许多地方的农产品就会谷贱伤农。没有手工业者对工具的改进，农业的效率也会很低。在沿海地区，人多地少，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地位比农业还重要。工商业赚钱了，可以补充农业，支持农业发展。所以，应该重商而不是抑商。至于人富了难以驾驭，则不必担心，可以通过法律来规范。而且富了之后修桥补路，捐助慈善，也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
李云本出身农家，又游历过西部和南方，对于贸易也是有所了解，和陶信来往也是了解了一些商人的思想，对这重商主义思想也是很感兴趣。深感国家发展，不能过于偏重农业，必须以农为主，工商并重，相辅相成。正如中庸之道，不可偏废。
第六场的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论战，对认识论进行了不同的论辩。李云听了数场论战，至此时已是明白，任何事务和道理都有两面，要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知和行最终是要统一的，知然后行，行然后修正知，循环往复，认识不断提高，行不断改善。无论是知还是行，都要从现实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书院的这些论辩促进了李云的思考。他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融会贯通，逐渐完善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治国方略，为他将来治国理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李云学习思考的时候，外面的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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