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隔了一会儿她再次打来电话，说信诚肯定不干的，我要提出搬出去住，他准以为我是在威胁他。上次我提过一次他还哭来着，我现在再提好不好？我一听优优说这话，知道她的气消了，便顺势规劝一番道：当然不好了，你最好还是别让信诚太为难，别逼他非在你和孩子当中选一个，他就是现在选了你，以后的效果也不好。
优优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说：“你要太闷了可以出来，上街走走，或者去找阿菊聊聊天，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赶快把心情调整好。”
优优沉默一会儿才呼应了我：“海哥你说得对，我是该调整调整心情了，我觉得再这样我都快疯了。”
我马上加以鼓励说：“其实没那么严重的，我相信你肯定能处理好。只要你相信自己有能力，天下没有办不成的事。”
优优说：“唔，让我想想吧。我也想找个办法把事情处理好，我也不想就这么死受活罪地过下去。”
挂了电话我心里依旧很茫然，琢磨优优最后的这两句话，我不知道我的苦口婆心是否见了效。是让优优做了正面理解呢，还是起了反作用。
我隐隐感觉到，自从优优被抓被关后，她的性格似乎发生一些变化了。特别是在她与凌信诚相好后，在她进入这个成员简单关系复杂的家庭后，她的举手投足，言语神色，都明显地变化了。没有了过去的开朗热情，没有了一向的心直口快，而是变得拘谨不安，心事重重，有时甚至和凌信诚一样，变得寡言内向，甚至有时狂躁而易怒。
希望优优能与那个孩子和平共处，甚至日久生情，只是我的善良愿望，但仔细想想，又觉得实现起来有些渺茫。优优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智者，并无多少社会的经验，耐性也不是很好，即便拥有一些理智，但这个年龄的青年，尤其是女性，总是理智服从情感。情感上难以接受的事情，很难“克己复礼”，强求去做。而矛盾的另一方面凌信诚自己，也是一个过于感性的男人。过于感性的人往往都是理性的弱者，很难想像他能在一场家庭危机中挺身而出，拿出办法，摆平各方。他和优优一样，几乎还是个爱幻想，凭感觉的幼稚少年。而且，比优优还多了一分脆弱。
而且，他还是个病人。
在我劝说优优之后，这个家庭的矛盾正如我所担忧的那样继续恶化。我不知优优到底干了什么，当天下午发生的一个事件对这种恶化产生了飞跃性的促动，在优优和我通话之后不久，凌信诚给优优打了一个电话，说他正在贵宾楼开会，晚上还有应酬，贵宾楼的空调太冷，所以他让优优给他找件外衣，他派司机来取。
优优和信诚共同生活以后，信诚一向很少在外应酬，偶尔不回家吃饭，必定提前知会优优。优优按照信诚吩咐，找了一件相对保暖也较正规的衣服，等司机把车开到楼下，就让保姆拿了送去。保姆下楼送完衣服，又顺便和楼下另一家的保姆在电梯门口闲聊了几句，上楼进家时听到乖乖正在啼哭。她看到优优正站在乖乖房间的门口，像是刚从屋里出来，忙问乖乖怎么哭了。优优说不知他怎么哭了，她也是刚刚听到哭声，刚刚下楼，但她没有进去，怕孩子见了她哭得更凶。
保姆进屋看到孩子把中午吃的东西，全都吐在嘴边，于是赶快替孩子清洁一番，回身看时，敞开的门口已不见优优。保姆见孩子不再啼哭，昏昏欲睡，便将被子替他盖好，自己也躺在一侧，不知不觉睡着。傍晚时突然醒来，见孩子全身抽搐，大口吸气，已哭不出声。保姆大惊失色，伸手抱起孩子，才发现孩子身上热得烫手。于是赶快跑到楼上，呼喊优优，告诉她孩子病了，恐怕要送到医院才行。优优跟着保姆下楼，这回她走进了屋子，伸头向孩子的床上探望了一眼，脸上的样子，看上去也似六神无主。
保姆再次表示应把孩子送到医院，优优这才跑出去打了电话，她打的是司机的手机，叫他赶快回来。这时保姆已经抱着孩子跑出来了，说孩子快不行了，索性叫辆出租车吧，不能再有耽搁。保姆跑到门口时优优在后面叫她，问她要不要也一起跟去，保姆说也行也行，要不到医院怎么看病我都不会。
于是优优跟她一起下楼，孩子由保姆抱着，优优在路边叫车。上车后保姆问司机哪个医院最近，司机说东直门医院最近，拐两个弯就到。这时优优提议还是去爱博医院，爱博是大医院，远是远点，但医疗水平较高。虽然孩子是保姆抱着，但碍于主仆关系，保姆不再坚持，就让司机驱车往爱博医院赶去。
在路上优优给信诚打了电话，那时信诚的宴会还没结束。优优告诉信诚孩子病了，她和保姆正在赶往医院的途中。信诚问孩子生了什么病了，优优表达不清，说好像是发烧，而且呕吐过。这个电话让凌信诚有喜有忧，忧的是孩子突然发病，且病源不清；喜是优优对孩子发病，口气上显得非常焦急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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