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志国协助日本人端掉中共地下交通站实际上是荆志国晋升奉天省警察厅特务科科长的一个台阶。
那个中共地下交通站设在奉天老城故宫的东北方向，距离故宫也有十来里地远近。
是在一个民居的胡同里。去年盛夏的一天，荆志国所在的特务科接到线报，说那一片儿居民区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民居。
消息来自于石垒的一个眼线。接到线报，荆志国立即安排人手上了手段，全天候监控。
无非也就是在那民居附近安排个卖香烟的啦，卖西瓜的啦，诸如此类。
又在那民居的斜对过租了一处房子。特务科的人看中的那房子的房东家里就老俩口儿，有一间闲房子，但人家不愿意出租。
人家姑娘姑爷有时回来住个个把天的，那是得用房子的，况且，人家也不等着钱用。
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儿，人家图个省心安全为要，租啥租！可省警察厅特务科的那帮子人那是啥人，把眼一瞪，还是那句话，办案！
有了这办案两个字，还有谁敢不租！说是租，还租啥，你就拿去用就是了，只要不祸害咱那就谢天谢地了！
监控了两天，并没有发现啥异常。被监控的那家民居里就俩老光棍儿，是老哥俩儿，老大贾生，是个虎背熊腰的壮汉，整天推着个板车出去摆摊谋生。
老二贾桂，有点儿象个教书先生，但并不是类似于陈果那样的老师，而是有点儿象是乡间私塾先生，并没有啥谋生手段，看样子是靠老大摆摊养活。
这样的民居咋会是啥地下交通站？这线报的准确性成了问题。荆志国把石垒叫到自个儿的办公室。
问，你这线报到底准还是不准？这消息本是石垒报上来的，来自于他的一个眼线。
这要是整错了，抓错了人倒不是啥大事儿，可自个儿的办事能力，办事的稳妥性，在科长的眼里就得大打折扣。
石垒问他那个线人，你这消息到底准还是不准？那线人就是个没事儿在街上逛的那种人，长了一个典型的东北扁头，鼻子脸上全是红赤赤的疙瘩。
本来就特怕石垒，见石垒对他的情报有点儿生疑，就着急起来，一着急，那鼻子和脸上的红疙瘩就更红了。
说，哥！真的！你要是不信，搜搜不就得了！石垒一想，这小子说的也对，带着跟他一起监控的那俩个弟兄就想搜。
这时，就有个小子说，大哥，不行啊！这事儿要是不真，那倒好说，咱撒回来就完了，可要是真，你跟科长那边儿咋交待呀！
还是得先跟科长说一声好一些个！石垒一听，扬手就在那说话的小子头上抡了一掌！
就你多事！说这个话，已经距接到线报有两天多了。在这两天多的时间里，就是有啥事儿要办也办完了！
荆志国不但把情报报告给了中共满洲省委，还得到了答复。情报属实，请按下述要求办理！
原来，那民居真就是中共的一个地下交通站。那老哥俩并不就是亲哥俩，而是并不沾亲带故的两个人。
那个弟弟，也就是那个有点象是私塾先生的人是这个交通站的负责人，名叫董立君，贾桂只是个化名。
这董立君原来也是在东北军的部队上，是中共满洲省委发展较早的人。
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之后，董立君把东北军中的二三十个弟兄拉进了长白山南麓的深山老林中打游击，可没过俩月就让日本人围在了一条山沟里，除了死的伤的，全数被日本人俘获。
一天后的夜里，被俘的二三十个人在董立君的鼓动下逃跑，没想到遭到了日本人的全数围歼，除了董立君没有一个活着的。
董立君也受了伤，左踝骨被打碎了，右耳朵也挨了一枪，捡了一条命。
董立君只身逃到奉天，一边躲在亲戚家养伤，一边到处寻找中共满洲省委，还要回到组织的怀抱中来。
有一天走在街上，恰巧碰到了贾生，他们以前在中共满洲省委开会时见过面。
两人相见，难免唏嘘伤感再加悲痛。那贾生还算有点儿警惕性，并没有直接就把董立君带到中共满洲省委新的办公地点，而是让他在亲戚家继续养伤，等伤好了再做打算。
贾生回头就向中共满洲省委做了报告。中共满洲省委一听，斗争形势这么残酷复杂，就董立君一个人逃了出来，感慨之余，难免生疑。
二话没说，当天就把中共满洲省委搬了家，连贾生也不知道省委的新去处。
这边儿却让贾生和董立君另租了房子，新建交通站，俩人儿做了哥俩儿，董立君化名贾桂。
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甄别，那审查的结果着实让中共满洲省委的那些个人大吃一惊。
那些个被日本人全部围歼在长白山南麓的那些个东北军们，都是冤死在这董立君的策划之下。
原来，那些个东北军们不甘心当亡国奴，就想留下来进山打游击，不想很快就中了关东军守备队的圈套。
就在被俘的当天，那董立君就降了，还供认出自个儿是个中*员。日本人一看，这人是个有用之材，遂设计出了让董立君回到中共地下组织潜伏的计划，具体的招法儿都是董立君的主意。
中共满洲省委从斗争的整体考虑，没有立即戳穿董立君，而是将计就计，设计出了一整套铲除叛徒的实施方案，通过这个方案的实施，为荆志国更好地潜伏在敌人内部打下更加深厚的根基。
荆志国按照中共满洲省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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