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唯说：“你不数，是吧。我数。”
杜莉却突然开口了，说：“饭又不是我装的。关我什么事？我还没动呢。我数什么？”
高唯说：“也是。不关你的事。那这件事就和你没关系了。你一边待着去！”
高唯把杜莉的饭盒一直送到金大姐的面前，说：“金大姐，杜莉说了，和她没关系。饭菜都是你装的吧？你来数数。”
金大姐这么干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她是有恃无恐的。盲人们什么都看不见，就算是健全人，谁还会去数这个啊！谁会做得出来呢。可是，高唯能看见。高唯这丫头她做得出来。金大姐的额头上突然就出汗了。
高唯说：“你不数，好。你不数还是我来数。”高唯真的就数了。她数得很慢，她要让每一个数字清清楚楚地落实在每一个盲人的每一只耳朵里。休息区里死一样的寂静。当高唯数到第十二的时候，人群里有了动静。那是不平的动静。那是不齿的动静。那也许还是愤怒的动静。但是，没完，高唯还在数。数到第十五的时候，高唯显示出了她把掌控事态的能力。她没有说“一共有十五块”。高唯说：“就不用再数了吧？”她的适可而止给每一个当事人都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间。
“金大姐，买羊肉的钱不是你的，是推拿中心的吧？”
高唯再一次把饭盒送到杜莉的面前，说：“人做事，天在看。杜莉，请你来验证一下，看看我有没有撒谎。”
杜莉早已经是恼羞成怒。一个人在恼羞成怒的时候不可能考虑到后果的。杜莉伸出胳膊，一把就把饭盒打翻了。休息区下起了雨。是饭米做的雨。是羊肉做的雨。杜莉高声叫嚣说：“关我什么事！”
“话可不能这么说，”高唯说，“你这样推得干干净净，金大姐还怎么做人？金大姐不是在喂狗吧？”
“我怎么没有喂狗？”金大姐突然发作了，“我就是喂狗了！”
“难得金大姐说了一句实话，”高唯说，“耽搁大家了。开饭了。我们吃饭吧。”
沙复明拨弄着羊肉，已经静悄悄地把碗里的羊肉统计了一遍。他不想这样做，他鄙视这样做，可是，他按捺不住。作为一个老板，沙复明碗里的统计数据极不体面。现在，沙复明关心的却不再是杜莉了，而是另外的一个人，张宗琪，准确地说，是张宗琪的饭盒。他当然不能去数张宗琪的羊肉，可是，结论却很坏，非常坏。他认准了那是一个铺张的、宏大的数据。沙复明承认，高唯是个小人，她这样做龌龊了。但是，沙复明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了。他端起饭盒，一个人离开了，兀自拉开了足疗室的大门。他丢下饭盒，躺下了。这算什么？搞什么搞？几块羊肉又算得了什么？可是，为什么有人就一直在这么做？为什么有人就一直容许这样做？腐败呀。腐败。推拿中心腐败了。
张宗琪没有动。他在吃。他不能不吃。在这样的时候，吃也许是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了。金大姐是他招进来的人，这一点推拿中心个个知道。金大姐还和他沾了一点根本就扯不上的亲，也就是所谓的“远房亲戚”，这一点也是推拿中心个个都知道的。现在，张宗琪有一千个理由相信，高唯是冲着杜莉去的。但是，谁又会在意杜莉呢？
高唯的背后是谁？是哪一个指使的呢？这么一想张宗琪的脖子上就起了鸡皮疙瘩。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自己怎么一直都蒙在鼓里？亏你还是个老江湖了。
事情闹到了这般的动静，解决是必须的。但金大姐这一次触犯的是众怒，显然不能再依靠民主了。
金大姐是张宗琪招过来的，杜莉又是金大姐带过来的，按照通行的说法，金大姐和杜莉只能是“他”的人，这件事只能由“他”来解决。常规似乎就应当是这样。张宗琪开始疯狂地咀嚼。想过来想过去，张宗琪动了杀心。清理是必须的。他决定了，一定要把高唯从推拿中心“摘”掉。这个人不能留。留下这个人推拿中心就再也不可能太平。
金大姐却不能走。无论金大姐做了什么，金大姐一定要留下。要想把金大姐留下来，杜莉就必须留下来，否则金大姐不干。张宗琪舔了舔上嘴唇，又舔了舔下嘴唇，咽了一口，意识到了，事情真是难办了。
难办的事情只有一个“办”法，拖。拖到一定的时候，再难办的事情都好办了。
张宗琪默不吭声。他决定拖。决心下定了之后，他站起来了，默默地拿起了《红楼梦》，一个人去了推拿房。在窘困来临的时候来一点“国学”，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金大姐为什么不能走？这句话说起来长了。
张宗琪极度害怕一样东西，那就是人。只要是人，张宗琪都怕。这种怕在他五岁的那一年就植根于他的内心了。那一年他的父亲第二次结了婚。张宗琪一点都不知道事态的进程，他能够知道的只有一点，做建筑包工的父亲带回了一个浑身弥漫着香味的女人。他不香的妈妈走了，他很香的妈妈来了。
五周岁的张宗琪偏偏不认为她香。他在肚子里叫她臭妈。臭妈活该了，她在夜里头经常遭到父亲的揍，父亲以前从来都没有揍过不香的妈妈。臭妈被父亲揍得鬼哭狼嚎。她的叫声悲惨了，凄凉而又紧凑，一阵紧似一阵。张宗琪全听在耳朵里，喜上心头。不过事情就是这样奇怪，父亲那样揍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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