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合资的时候，两个人盘算着创建“沙宗琪推拿中心”的时候，“一人一半”可是沙复明最先提出来的。那时候他们俩还是上海滩上的打工仔。沙复明非常看重这个“一人一半”。“一人一半”并不只是一种均利的投资方式，它还包含了这样的一句潜台词：咱们两个都做老板，但谁也不是谁的老板。老实说，沙复明这样做其实是有些违心的，他特别看重“老板”这个身份，并不愿意和他人分享。说起来也奇怪了，盲人，这个自食其力的群体，在“当老板”这个问题上，比起健全人来却具有更加剽悍的雄心。几乎没有一个盲人不在意“老板”这个独特的身份。无聊的时候沙复明多次和同事们聊起过，沙复明很快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差不多每一个盲人都怀揣着同样的心思，或者说，理想——“有了钱回老家开个店”。“开个店”，说起来似乎是业务上的事，在骨子里，跳动的却是一颗“老板”的心。
沙复明情愿和张宗琪“一人一半”，完全是出于对张宗琪的情谊。在上海，他们两个是贴心的。他们是怎么贴起心来的呢？这里头有原因了。
和所有的推拿师一样，沙复明和张宗琪在大上海过着打工仔的日子。十里洋场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对他们两个来说，大上海就是两张床：一张在推拿房，那是他们的饭碗；一张在宿舍，那是他们的日子。推拿房里的那一张还好应付，劳累一点罢了。沙复明真正惧怕的还是集体宿舍里的那一张。他的床安置在十三个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头，十三个平方米，满满当当塞了八张床。八张床，满打满算又可以换算成八个男人。八个男人挤在一起，奇怪了，散发出来的却不是男人的气味，甚至，不再是人的气味。它夹杂了劣质酒、劣质烟、劣质牙膏、劣质肥皂、优质脚汗、优质腋汗以及优质排泄物的气味。这些气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令人眩晕的气味。这是特殊的气味，打工仔的气味。
沙复明和张宗琪居住在同一个宿舍。沙复明是上床，张宗琪也是上床。面对面。两个人平日里很少讲话。终于有一天，他们之间的谈话多起来了——他们的下床几乎在同时交了女朋友了。
下床有了女朋友，可喜可贺。当然了，不关他们的事。可是，两个下床却做出了一项惊人的举动，几乎就在同时，他们把女朋友留下来过夜了。他们扯来了几块布，再用图钉把几块布摁在了床框上，这一来三面都挡严实了，隔出了一个封闭的、私有的空间。天地良心，在那个封闭的空间里头，他们绝对是自律的，克制的，通宵都没有发出不恰当的声音。真是难为他们了。然而，当事人忽略了，无论他们怎样努力，他们所能克制的只是声音，他们不可能克制身体的基本运动。他们在动，床也在动。这一动上铺也就跟着动，比下床的幅度还要大。沙复明躺在上铺，张宗琪也躺在上铺，他们的身体凭空出现了一种节奏。这节奏无声，均衡，无所事事却又干系重大，足以要人的命。他们只能躺着，若无其事，却欲火焚身。
沙复明和张宗琪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他们在私下里开骂了，也骂娘，也抱怨。同病相怜了。他们没病，他们就是硬邦邦地同病相怜了。这个罪不是谁都可以忍受的。别人不了解，他们了解。他们感同身受。他们的痛苦是相同的，怨恨是相同的，煎熬是相同的，郁闷是相同的，自我解嘲也是相同的。他们只能相互安慰。他们很快找到了相同的理想，能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多好啊！怎么才能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呢？答案只有一个，唯一的一个，做老板。
沙复明和张宗琪绝对算得上患难之交了。一起从“火海里”熬出来，不是出生入死又是什么？不夸张的。他们对“打工”恨死了，换句话说，他们想做“老板”想死了。因为有了这样共同的和热切的愿望，两个人决计把资金合起来，提前加入到老板的行列。沙复明说：“你一半我一半，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沙宗琪推拿中心’。”上海的门面太贵，那又怎么样？回南京去！——哪里的生意不是生意。
沙复明当机立断，他把张宗琪带到了南京。为什么要说沙复明把张宗琪“带”到南京呢？原因很简单，南京是沙复明的半个老家，是他的大本营。张宗琪却和南京没有任何关系，他的老家在中原的一个小镇上。总不能把推拿中心开到偏僻的小镇上去吧。
“沙宗琪推拿中心”的建立是一个标志，这标志不是沙复明和张宗琪由打工仔变成了老板，不是。这标志是沙复明和张宗琪由两个毫不相干的打工仔变成了患难兄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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