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时间刚出正月，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正是莺****长的季节。文元的却没有心情领略春色，而是郁闷得不行，这些天越来越感到自己被孤立，就连一些铁杆的追随者也开始对自己敬而远之，偶尔出席某个文人聚会，也会遭遇若干的冷脸，再之后，就没有人再邀请自己了。
文元很明显地感觉到了一种敌意，没错，就是一种敌意。
一切都是股市下跌惹的祸啊！
与春天正在显示出勃勃生机不同，现在的股市只能用一片萧杀来形容。
股市一路跌势凶猛，如今已经跌到了1000点以下，似乎还有继续下跌的趋势，人们不知道股市的底在哪里，在悲观者的眼中，500点是底？还是300点是底？反正，各种悲观的论调不一而足。一场暴跌下来，本时代的很多投资者已经血本无归。
以前喧嚣的股票交易所忽然之间就变得冷清起来，有人套用“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改作“其涨也勃焉，其跌也忽焉！”，让人慨叹其贴切。
这么一场暴跌下来，人们自然要找原因，不用说，自然就有人把茅庚认作了最大的罪魁。首先，要不是此人挖空心思弄这么个劳什子股票交易所出来，能有这么一场股灾吗！其次，茅庚那厮在股市里面捞得盆满钵满，拍拍屁股就走了，据说把钱财都带到库页岛去了，如今乐得在遥远的库页岛逍遥快活，却让大宋的万千股民沉入了巨亏的深渊。
在这样的形势下，钱爱如一干人只好选择离开，先是撤往郁陵岛，然后等化冰之后，再撤往库页岛。在台湾坚持的，就只剩下老丘和赵余春两个人。
赵余春那是朱熹铁甲战车的主设计师，那是怎么也不可能放走的，有朱熹派人保护，整天窝在格物院的赵余春倒也还算自在。但老丘就不同了，老丘留下来就是管理茅氏集团在高雄的产业的，总不能一个人都不留吧！老丘一开始还不以为意，但不明真相的股民们可不会对老丘客气，在被多次围攻之后，老丘也只好求助于朱熹，最终朱熹只好派衙役将老丘的居所保护起来，日子这才好过点。老丘从此深居简出，甚至都不轻易召见茅氏集团的各路管理人员，老丘深知，他们也被大众一并仇视了，尽管被仇视程度远不及穿越众，但每进老丘府中一次，这些管理人员就会多拉一重仇恨，迫不得已，老丘甚至只好动用电报来管理下属企业。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文元也开始深居简出，干脆闭门写自己的小说。
有鉴于文元在《新报》撰文“唱衰”股市，《新报》因此受了无妄之灾，坊间舆论一致认为，如果说茅庚是股灾的最大灾星的话，《新报》就是引发股灾的第二大策源地，连带文元也成了排名第二的灾星。自然而然的，《新报》受到了抵制，一些不明真相的股民们被煽动了起来，一举将《新报》编辑部砸了。《新报》是办不下去了，无奈，文元和茅庚在电报上沟通过之后，宣布《新报》暂停发行，何日复刊，并无确定日期。
本以为窝居府中闭门写作，不招谁，不惹谁，天子脚下，总不至于还会有事吧！
一开始还算平静，也就是有愤怒的股民朝紧闭大门的院子里扔一扔石头瓦片，不过也就是仅此而已。
但一件事的发生，却让事态急转直下。
王胜载是一位从事丝绸生意的商人，也算是小有身家，不过，这一切都结束了。王老板在年前的时候，一看股市火爆，不但将自己的全部现钱投了进去，还拆借了三万贯的高利贷，说是高利贷，其实也就是3分的息，在大宋来说，这完全算得上是良心贷了，要知道按照大宋的行情，5分的息也很正常，这个王老板做生意的口碑不错，是个诚信人，这才能借到这么低息的贷款。问题是，王老板的身家撑死了也不过两万贯，本来王老板之前投下去的一万二千贯已经涨到了一万八千贯，这个时候王老板信心满满地将借来的三万贯悉数投入，年后股市大涨，王老板神采飞扬，指望自己的财富涨上一两倍，一举跨越五万贯的门槛，结果呢，股市忽然之间就崩溃了，昨天的时候，王老板算一下帐，自己的股票市值已经不到两万贯，就这个情形，继续跌的话，自己倾家荡产都还不了三万贯的借贷。王老板别无良策，只好忍痛斩仓，准备先拿回两万贯，还一部分账，然后再与债主商量宽限时日。不过，王老板显然是一厢情愿，债主并没有这么好打发，一气之下，便引发了隐疾，竟至于一口气没接上，就这么生生地气死了。
这一下王老板的家属不干了，人命关天，自然要找债主讨说法，债主这下也有点慌神，但随即就祭起“祸水他引”的法子，声称王老板之死事出有因，若不是股市崩盘，王老板何至于死，我这借钱与他本是好心，何至于平白无故的也跟着受损失！要怪就怪《新报》唱衰股市，要怪就怪那个写唱衰文章的文元，而且文元有的是钱，出了这事，就应该让他出血赔钱，再说，他也赔得起。
于是王老板的家属经过一番煽动，真的就抬着王老板的棺材开到文府，将棺材往大门口一摆，就开始又哭又闹，找文元要说法了。
随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场面变得愈来愈失控，加上这段日子以来，在股市里赔钱的大宋百姓数不胜数，临安城里的12世纪套牢族终于发现了一个情绪的宣泄口，于是聚集到文府门口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先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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