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德是我初中到高中六年的同学，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少年老成，才华横溢，却又生不逢时，始终不得志的个人物。
他对
“文革”及阶级斗争的认识，肯定比一般人要独特和深刻得多。他中等偏下的个头，脑袋很大，四方脸膛，说起话来两个嘴角一抿一抿的，很稳重很成熟的样子。
他大概比我大个两三岁，他一直坐在教室后边的位置上。我们现在知道坐在前边的小同学与坐在后边的大同学的记忆常常是不一样的。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我们谈起往事的时候，我说件什么事儿的时候，他差不多都能知道；而他说件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几乎就没有印象了。
比方我说起那个
“咸菜缶”的故事，他就有印象；而他说的那个姓桑的同学的事，我就怎么也寻思不起来，也许我当时就不知道。
坐在前边的小同学很难知道
“座位后边的故事”；而你的一举一动，他却能一目了然。他入团很早，学习很好，在初中一直当班长，到了高中就当学生会副**。
那时学生干部的职务是很能矜持人的。比方一般高中生，你很难不让他调皮那么一下，我在整个高中阶段一直喜欢说一句很别扭的话，叫
“他终于不说‘文学是具有阶级性的吗？’了”。得空就来上那么一句，不时地就引得哄堂大笑，自己也能得到一点虚荣的小满足。
而何家德却不行，他要做出干部的样子，要显得稳重和老练，那就不能随便出洋相。
有一次我们一起从学校回家（他家离学校八十华里，我家离学校六十五），走着走着，他突然就来了一嗓子，我们伟大的祖国啊，正处在光辉灿烂的早晨——声音浑厚、宏亮，完全是夏青味儿的。
因为是走在两山夹峪间，还带着回音，就让我们为之一震。那是《东方红》史诗里面的一句朗诵词，看完电影之后我们经常学，可谁也不如他学得那么有气魄。
他的表情也是那么虔诚，那么神往，你觉得他真的是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他思想那么进步，学习那么好，前途肯定是无量的。后来，我们搞大合唱比赛的时候，他就朗诵：我们伟大的祖国啊，正处在光辉灿烂的早晨——很自信的。
“文革”了，
“串联”了，我们一起徒步去北京。在走了两天见到火车的时候，我们学习红军两万五长征路上不怕苦的决心动摇了。
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我们决定乘火车去。那是我们第一次见火车这种东西，刚挤上去，他即跟人吵起来了——当然是因为挤，声音很高，底气很足，道理很充分，给人一个见过大世面的感觉。
我即觉得这是个适应性很强，接受新生事物很快的人。第一次坐火车就敢于跟人吵，且不发怯，让人觉得他经常坐这玩意儿，将来是能干点大事业的。
可此后他什么好事儿也没捞着，以他的学习成绩，他肯定能考上重点大学，但大学不招生；以他的思想表现，他肯定能当个好兵，可人家不要；后来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也没他的事儿，原因都是因为他有海外关系。
一九七二年我第一次从部队回家探亲的时候曾见过他，他当时好像在公社里面干不脱产的电工。
待我一九八二年转业的时候，他就在村里干书记了。喝起酒说起话来，我才知道，他所谓的海外关系，只是他一个本家的大爷在香港做买卖。
他是只受了他的影响，并未享受到半点实惠。我即想起谁说的一句话来着，你把他往资产阶级那里推，资产阶级还不一定要他。
让我感动的是，他对世道，对他所受影响的原因并没有半点的怨言，也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当前的形势、改革的前景、国际共运的现状等等。
他对意识形态领域某些很具体的事情也不陌生，仿佛他吃了饭什么事儿也不干，专门关心和研究这些问题。
你与他啦呱，也丝毫没有农村人孤陋寡闻的那么种感觉，表现了老三届们共有的些很好的意识。
你觉得他完全可以干一点更大的事情。后来，他不干书记了，搞个体运输；再后来，就让一位很有眼光的企业家请出来干了某总公司的副总裁。
前不久我回家乡一趟，一了解，效益很好，他本人也信心十足踌躇满志的样子。
这时我才稍稍心安一点：他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了，终于有了一个与他的才华相称的事业了，最终有人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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