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乡村温柔》的故事梗概，《齐鲁晚报》已经连载了，不少喜欢你的读者也在打听从哪里能买到书，咱们先告诉一下读者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好吗？
答：小说以第一人称模拟主人公牟葛彰在沂河边练讲演，边自语独白，边自我解嘲，说相声似地嘟哝了三天（自然地形成了小说的上中下三卷），诉说了自己的家庭历史和个人经历。他小时讨过饭，长大了外出打工，一次冒名顶替到建设兵团种地，又到无人过问的黄河滩头垦荒和躲避阶级斗争，经历了不少艰难困苦，只是几次不期而至的艳遇，给他不堪重负的生活增添了些许温馨。最后在改革开放中就成了“农民七（企）业家”和“正邪（政协）委员”。还有他父母可笑可叹的特殊经历，以及沂蒙山钓鱼台村的家长里短等等，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与乡土共存的五味人生。我试图以两代人的遭遇、一个人的成长为线索，来描摹和呈现沂蒙山人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及文化形态，以及它们形成的思想和情感依据。
《乡村温柔》选用的是农民的视角，“我”就是农民中的一员。农民那种刻苦耐劳、坚韧乐观、善良智慧等传统的民情民性，也是我想表现的，还有沂蒙山人的奉献精神及其个性是怎么样潜移默化地形成的，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等等。
问：有评论家说这部长篇的出版，标志着您营造的“沂蒙山世界”大功告成，是指什么？
答：我最早的作品大都是部队题材的东西，像《深深的海洋》了，《静静的海岛》了，《一个人的海滩》及《那年冬天在岛上》了等等，那是一束同类地域、同类题材的东西。八十年代初，我从部队转业回到我家乡沂蒙山之后，有那么两三年我仍然沉浸在那样的一种氛围里面。我不轻易转移阵地。当我适应和熟悉了农村生活，调度起我关于童年生活的记忆的时候，我写了《钓鱼台纪事》。此后就一直没离开过钓鱼台，我差不多围绕着钓鱼台经营了有十五年之久，那还不形成一个小世界呀？我理解评论家们说的这个特别具有个人色彩的小世界，首先是指相对固定的地域性，其次是与之共存的人物、精神、情感与话语的共同性。你一看就是钓鱼台出来的人，他们说着一样的方言土语，有着差不多的思维方式等等、等等。比较成熟一点的作家都是有这么一个小世界的。这个长篇也算是钓鱼台系列的一个小结吧，我以后估计还会写沂蒙山，但不会再写钓鱼台了，比方写写那里的小县城什么的。我不轻易转移阵地，但我会慢慢地转。当然这又会是一外漫长的过程。
问：您笔下的这个小世界永远都是那么温柔、温馨，这部小说第十三章的开头有一段牟葛彰的话，“我喜欢说一些美好的事物、温暖的故事、轻松的话题，而极力回避痛苦、残酷、丑恶、尴尬之类的事情，我就是这么个人，这与我的性格、心地及周围环境的熏陶也有关。痛苦是肯定都有的了，谁没痛苦？我只是不说”。有评论家说，这段话比较能代表作者的创作思想及审美情趣，您个人是怎么看的呢？
答：我承认这段话是我自己的观点，只是借用了主人公的口吻将它说了出来。作者在生活中所感兴趣的及注意捕捉的，一般都是和他心灵相接近和亲切的东西。这就形成了不同作家不同内容和风格的作品。当然，生活中并不都是喜剧因素，《乡村温柔》里面也免不了要写到一些“小沉重”，甚至是很悲惨和残忍的事件，但我写到最惨烈之处的时候，往往立即煞住或笔锋一转，以一种幽默、调侃、揶揄的喜剧手法，来冲淡和超越悲剧。这种对生活的处理，一方面与我的性格爱好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对生活重新审视的结果。历史当然充满着悲剧，但当这一页被掀过去之后，再回眸这段生活，痛苦的程度往往要减轻，尤其在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之际，乐观主义将使沉重的历史回归为喜剧。所以马克思说，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温情主义和乐观主义者。温柔是一种品格，我追求这种品格。
问：这部长篇的叙事方式很独特，是让主人公在河边准备讲演稿的形式，在那里自言自语，您为何要用这种形式呢？
答：我在部队当新闻干事的时候经常给部队首长写讲话稿，写得多了，我就琢磨着它是可以展开故事、抒发情感、表白心迹的，我们那时听忆苦思甜报告和学习毛**著作的讲用，有时听着也挺受感动，遂将它移植过来当作小说的一种样式了。
这种形式比较自由，用起来也比较得心顺手。想想看，一个人蹲在河边嘟嘟囔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可以冠冕堂皇地说大话，也可以窃窃私语地说隐私；他可以正说着过去，又倒过头来说现在；还可以说着说着又想起了某人（记：你让主人公不时地想起韩香草，又不彻底地作交待，就像有根线拽着一样，特别吊读者的胃口），挺来劲儿是不是？
这种形式就特别要求两点，一是靠细节连缀，二是靠生动的语言。我欣赏这样一句话，叫做作家靠作品活着，作品靠真实立着。那么真实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靠细节。二一点，我对我的语言比较自信，凭我流畅而有味道的语言，就不愁吸引不住读者。
问：读您的作品，确实能体味到一种阅读的快感，很流畅，也很幽默，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
喜欢我们的长处或优点：刘玉堂随笔小品精选请大家收藏：(m.shudai.cc),书呆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