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还刚刚开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的瓜地里一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买了好几个搬到车上，先切开一个在路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吗？
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市，清代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有那么多的朝廷大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这三个字成了全国官员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就像堕入一个漆黑的深渊，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噩梦，把那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
清代统治者特别喜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的出生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几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但是，云还是这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有一本叫作《研堂见闻杂录》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
”），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由宁古塔又联想到东北其他几个著名的流放地，例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
）、辽宁开原市（当时的尚阳堡
）、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
）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大舒服的部位了。
二
中国古代历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鞭、杖之类
）、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民间罪犯姑且不论，即便在朝堂之上，也时时刻刻晃动着被打的可能。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接受“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堂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五一十地打将起来。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其他文武官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以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朝廷如何杀戮一个行刺者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他们的花样，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部成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办法，是人类成为人类以来百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
残忍，对统治者来说，首先是一种恐吓，其次是一种快感。越到后来，恐吓的成分越来越少，而快感的成分则越来越多。这就变成了一种心理毒素，扫荡着人类的基本尊严。统治者以为这样便于统治，却从根本上摧残了中华文明的人性、人道基础。这个后果非常严重，直到已经废止酷刑的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
现在可以说说流放了。
与杀相比，流放是一种长时间的折磨。死了倒也罢了，可怕的是人还活着，种种残忍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繁难了。
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道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都已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连身边的孩子也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我在史料中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死在路上的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
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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