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次考察欧洲，本来是想进一步为中华文明寻找对比坐标的。但是，欧洲果然太厉害了，每次踏入都会让人迷醉。我只知深一步、浅一步地往前走，处处都有感受，每天也写了不少，却忘了出行的目的。
在欧洲旅行，还可以在各地读不少资料。我在佛罗伦萨读美第奇，在布拉格读哈维尔，在冰岛读《萨迦》，都读得非常入迷。这一来，离中华文明就越来越远了。
直到此刻，在北欧的夜行火车上，我才回过神来。这趟火车除了我们几个人外，没有别的乘客，我一个人占了一间设备齐全的卧室。车窗外是延绵不绝的雪原，而这雪原的名字又没有在地图上找到。路那么长，夜那么长，一种运动之中的巨大陌生，几乎让自己消失。我静下心来，开始整理一路上与中华文明有对比关系的感受。
欧洲图像太多，话题分散，很难简明地归纳出与中华文明的逻辑对比。我只能放弃概括，保留感性，回想一路上哪一些图像具有对比价值。从行李里抽出两张纸来，写了三十多个，觉得太多，删来删去，删成了七个对比性图像，那就是——
一行字母；
一片墓地；
一份图表；
一座城堡；
一群闲人；
一块巨石；
一面蓝旗。
二
先看那一行字母。
那行字母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i，在街边、门墙、地上都有。这是美第奇家族的拼写。
按照中国文化的习惯思维，一个有钱有势的贵族门庭，大多是历史前进的障碍，社会革命的对象。但是，美第奇家族让我们吃惊了。
最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文艺复兴，世界的现代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没有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佛罗伦萨和文艺复兴都是不可设想的。
美第奇家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营造了一个新文化的中心，把财富和权力作为汇聚人文主义艺术大师的背景，构成了一个既有挑战性质，又有示范性质的强大存在。历史，就在这种情况下大踏步地走出了中世纪。哐、哐、哐，脚步很重，脚印很深。但丁的面模供奉在他们家里，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踪迹处处可见，大卫的雕像骄傲地挺立着，人的光辉已开始照亮那一条条坚硬的小方块石子铺成的狭窄巷道。尽管当时的佛罗伦萨还没有产生深刻的近代思想家，但这座城市却为近代欧洲奠定了基石。
在中国的历史转型期，总是很难看到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良性集结。中国的社会改革者们更多地想到剥夺，这种剥夺即便包含正义，也容易使历史转型在摇摆晃荡中降低了等级。
这中间，最关键的是文化资源。美第奇家族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出色，他们不是把文化创造的权力紧握在自己手上随意布施，而是以最虔诚的态度去寻找真正的创造者。他们对于一代艺术家的发掘、培养、传扬、保护，使新思想变得感性，使新时代变得美丽。
这座城市的市民长期追随美第奇家族，而美第奇家族却在追随艺术大师，这两度追随，就完成了一次关及人类的集体提升。
中国的一次次进步和转型，都容易流于急功近利，忽略了新的精神文化基础的建立，还误以为暂时牺牲文化是必要的代价。其实，社会转型的成功关键，恰恰在于必须集中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一起开创一种新文化。
三
再看那一片墓地。
我说的是德国柏林费希特、黑格尔的墓地。其实，欧洲可供游观的学人墓地很多，随之还有大量的故居、雕像，让后人领略一个个智者的灵魂。
同样是知识分子，德国的同行在整体上远比中国同行纯粹，并因纯粹而走向宏伟。历代中国文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切相连，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联结。因此，他们的“入世”言行，解构了独立的文化思维；他们的“出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直到今天，中国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热闹和书蠹式的寂寥间徘徊，都带有自欺欺人的虚假。
德国学者很少有这种情况，即使像歌德这样在魏玛做大官，也不影响《浮士德》的创作。黑格尔庞大的哲学架构和美学体系，更不可能是应时之作。他担任柏林大学校长，算是一个不小的行政职务了，却也坚守大学创始人威廉·冯·洪堡的宗旨，实行充分学术自由，不许官方行政干涉。
比黑格尔的思维更加开阔的是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索着宇宙和人类的奥秘。
但是，即便这样，康德也反对知识分子伪装出拒绝社会、摆脱大众的清高模样。他以法国启蒙主义者为例，提出了知识分子的行为标准：“勇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这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即便是我们尊敬的前辈知识分子，他们留给“公共领域”的精神财富也少而又少。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墓地和故居，也总是比较冷落。
当代欧洲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我认为是曾经当了十多年捷克总统的哈维尔。我在美丽的布拉格居然好几天都把自己锁在旅馆里，读他近年来的著述。我把他的主要思想写进了《哈维尔不后悔》一文的第四节，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读者能仔细阅读。
四
再说那一份图表。
图表在法国里昂的一家博物馆里，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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