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当代华人学者中,我也算是应邀到世界各地演讲最多的人之一吧?但我每次都要求邀请者,不向国内报道。原因,就不说了。
在邀请我的城市中,有一座我很少答应,那就是我生活的上海。原因,也不说了。
但是,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破例接受邀请,在外滩的上海档案馆演讲。原因是,八天后,正是巴金百岁寿辰。
庆祝百年大寿,本该有一个隆重的仪式,亲友如云,读者如潮,高官纷至,礼敬有加。这样做,虽也完全应该,却总免不了骚扰住在医院里那位特别朴素又特别喜欢安静的老人。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只让几个文人在黄浦江边花几天时间细细地谈老人。而且,是在档案馆,似乎在提醒这座已经不太明白文化是什么的城市,至少有一种文化,与江边这些不受海风侵蚀的花岗岩有关,与百年沉淀有关。
由我开场。在我之后,作家冰心的女儿吴青、巴金的侄子李致、巴金的研究者陈思和,都是很好的学者,会连着一天天讲下去。讲完,就是寿辰了。
没想到来的听众那么多,而且来了都那么安静,连走路、落座都轻手轻脚。我在台上向下一看,巴金的家里人,下一辈、再下一辈,包括他经常写到的端端,都坐在第一排。我与他们都熟,投去一个微笑,他们也都朝我轻轻点了点头。有他们在,我就知道该用什么语调开口了。
二
家人对老人,容易“熟视无睹”。彼此太熟悉了,忘了他给世界带来的陌生和特殊。
因此,我一开口就说,请大家凝视屏息,对巴金的百岁高龄再添一份神圣的心情。理由,不是一般的尊老,而是出于下面这些年龄排列——
中国古代第一流文学家的年龄:
活到四十多岁的,有曹雪芹、柳宗元;
活到五十多岁的,有司马迁、韩愈;
活到六十多岁的多了,有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
活到七十多岁的不多,有蒲松龄、李清照;
活到八十多岁,现在想起来的,只有陆游。
扩大视野,世界上,活到五十多岁的第一流文学家,有但丁、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狄更斯;
活到六十多岁的,有薄伽丘、塞万提斯、左拉、海明威;
活到七十多岁的,有小仲马、马克·吐温、萨特、川端康成、罗曼·罗兰;
活到八十多岁的,有歌德、雨果、托尔斯泰、泰戈尔;
活到九十多岁的,有萧伯纳。
在中外第一流的文学家之后,我又缩小范围,拉近时间,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年龄也作了一个统计。
活到七十多岁的,有张爱玲、张恨水;
活到八十多岁的,有周作人、郭沫若、茅盾、丁玲、沈从文、林语堂;
活到九十多岁的,有叶圣陶、夏衍、冰心。
我的记忆可能有误,没时间一一核对了。但在演讲现场,我把这么多名字挨个儿一说,大家的表情果然更加庄严起来。
这个名单里没有巴金,但巴金却是终点。因此,所有的古今中外作家都转过身来,一起都注视着这个中国老人。至少到我演讲的这一刻,他是第一名。
杰出作家的长寿,与别人的长寿不一样。他们让逝去的时间留驻,让枯萎的时间返绿,让冷却的时间转暖。一个重要作家的离去,是一种已经泛化了的社会目光的关闭,也是一种已经被习惯了的情感方式的中断,这种失落不可挽回。我们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如果能让司马迁看到汉朝的崩溃,曹雪芹看到辛亥革命,鲁迅看到“文革”,将会产生多么大的思维碰撞!他们的反应,大家无法揣测,但他们的目光,大家都已熟悉。
巴金的重要,首先是他敏感地看了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发生多少让人不敢看又不能不看、看不懂又不必要懂、不相信又不得不信的事情啊。但人们深陷困惑的时候,突然会想起还有一些目光和头脑与自己同时存在。存在最久的,就是他,巴金。
三
巴金的目光省察着百年。
百年的目光也省察着巴金。
巴金的目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留下的最温和的目光。在最不需要温和的中国现代,这里所说的“最温和”,长期被看成是一种落后存在。
巴金在本质上不是革命者,尽管他年轻时曾着迷过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革。从长远看,他不可能像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茅盾、丁玲他们那样以文化人的身份在革命队列中冲锋陷阵。他也会充满热情地关注他们,并在一定程度上追随他们,但他的思想本质,却是人道主义。
巴金也不是鲁迅。他不会对历史和时代作出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批判,也不会用“匕首和投枪”进攻自己认为的敌人。他不作惊世之断,不吐警策之语,也不发荒原呐喊,永远只会用不高的音调倾诉诚恳的内心。
巴金又不是胡适、林语堂、徐志摩、钱锺书这样的“西派作家”。他对世界文化潮流并不陌生,但从未领受过中国现代崇洋心理的仰望,从未沾染过丝毫哪怕是变了样的“文化贵族”色彩,基本上是一种朴实的本土存在。
上述这几方面与巴金不同的文化人,都很优秀,可惜他们的作品都不容易通过阅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有效普及。当时真正流行的,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武侠小说、黑幕小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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