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诸位，来与我们一起，送别亲爱的妈妈。
我妈妈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出生，于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九日凌晨去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整整九十年，也算高龄了。妈妈在最后的日子里没有任何痛苦，只因老年性的心血管系统疾病失去了意识。我们这些晚辈一天天都轮流陪在她身边，她走得很安详。
因此，我要求几位弟弟，在今天的追悼会上不要过于悲伤，更不要失声痛哭。
悲伤和痛哭，容易进入一种共同模式，这是妈妈不喜欢的。记得十年前我们也在这里追悼爸爸，从头到尾，妈妈一直都没有哭，大家以为她过度悲痛而失神了。但是，回到家里，在爸爸那个小小的写字台前，她突然号啕大哭，哭得像一个小女孩一样。马兰抱住她，抚摸着她的背，她哭了很久很久。从此，整整十年，直到她自己去世，她不再哭过一声，不再流一滴眼泪。她此生的哭声和眼泪，全都终止于爸爸。
妈妈拒绝一切群体化的悲伤，避过一切模式化的情感。我们今天，也要顺着她。那就让我们在心底，为这独一无二的生命，唱一首独一无二的送别之歌。
妈妈的独一无二，可以从一件小事说起。几天前，我们守在妈妈床边，为她服务了十年之久的保姆小许动情地说，整整十年，没有听到过她的一句责备，一句重话。
我说：“你只有十年，我是她的大儿子，多少年了？从小到大，也没有听到过。”
其实，今天到场的舅舅、舅妈和所有年长的亲友都可以证明，在你们漫长的人生记忆里，有没有留下一丝一毫有关我妈妈稍稍发火的记忆？
我看到你们全在摇头，对，肯定没有。我一生见到的妈妈，永远只是微笑，只是倾听，只是腼腆，最多，只是沉默。直到半年前一起吃饭，我说她毛笔字写得比我好，她还腼腆得满脸通红。
但是，我要告诉今天在场的年轻人，不要小看了微笑和腼腆。你们眼前的这位老人，还留下了一系列艰深的难题。
对于这些难题，我曾多次当面问过妈妈，她只是三言两语匆匆带过。每次，我总以为还有机会细问。也许在一个没有旁人的安静下午，让她一点点地回答我。但是，这个机会再也没有了，她把一切答案都带走了。
于是，我心中的难题，也就成了永远的难题，无人可解。
第一个难题
。她这么一个大城市的富家之女，为了在战争年月支撑一个小家庭，居然同意离别在上海工作的丈夫，到最贫困的乡村度过自己美丽的青春，一切生活细节都回到她完全不熟悉的原始起点。对她来说，就像一下子跌进了石器时代。这，怎么可能？
第二个难题
。回去的乡村，方圆多少里只有她一个人识字，她却独自挑起了文明启蒙的全部重担。开办识字班，为每家每户写信、读信、记柴账、谷账……她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却没有任何人要她这么做，也没有得到过任何报酬。这，又怎么可能？
第三个难题
。她和爸爸，这对年轻夫妇，当初是怎么冒险决定的，让他们刚刚出生的大儿子，我，在如此荒昧的农村进入至关重要的早期教育？在那所极其简陋的小学开办之前，是由妈妈独自承担吗？在我七岁的时候，妈妈又果断地决定，我每天晚上不再做功课、写作业，而是替代她，来为所有的乡亲写信、记账。她作出这个决定，显然是为了培养我的人生责任感，但她难道完全不考虑我的学业了吗？
第四个难题
。有些亲友曾经认为，妈妈是在瞎碰瞎撞中很偶然地完成了对我的早期教育。这确实很有可能。但是，我到上海读中学后，很快获得了全市作文比赛第一名和数学竞赛大奖，原因是我为乡亲写过几百封信，又记了那么多账。妈妈知道我获奖的消息后，居然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难道，她不是瞎碰瞎撞，而是早有预计？
第五个难题
。到上海后，遇到了饥荒和“文革”。全家遭受的最大困顿就是吃饭，这事全由妈妈一人张罗。“文革”中，一切被“打倒”人员的全部生活费，是每月每家二十六元人民币，而当时我家，是整整八口人，其中包括一名因失去父母而被收养的孩子。家里早就没有任何余钱，所有稍稍值钱的东西也都已经卖完。那么，二十六元，八口人，这道完全无解的算术题，妈妈到底是怎么一天天算下来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那就是全家都没有饿死。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与前面几个难题不同的是，这个难题出现时我已经长大，留下了一些片段记忆。
例如，“文革”灾难中的一天，妈妈步行到我所在的学院，找到了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我。在一片吵闹的高音喇叭声中，她伸出温热的手掌紧紧贴在我的手掌上。我感觉到，中间夹了一张纸币。她说，还要立即赶到关押爸爸的地方去。我一看手掌，那是一张两元钱的纸币。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过几天我就侦查到了。原来妈妈与几个阿姨一起，在一家小工厂洗铁皮。那么冷的天还赤着脚，浑身上下都被水浇湿了。几元钱，就是这么挣来的。
前几天，妈妈已经失去知觉，我坐在病床边长时间地握着她的手掌。突然如迅雷闪电，记起了那年她贴着两元钱纸币握住我手掌时的温热。还是这个手掌，现在握在我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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