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掏出一本笔记本。如果是在莫斯科，摆在面前的就会是她的档案，但这里是巴黎的咖啡馆，他拿出的是一本光滑的黑色皮面笔记本。在莫斯科，这是连官员都必须靠运气才能拥有的东西。
无论是档案或笔记本，开场白都是一样：“你原名玛丽亚·安德莉雅维娜·洛歌娃，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在列宁格勒出生。”他重复述说，“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你二十一岁，嫁给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依格尔。他当时是红军的步兵上尉，母亲是爱沙尼亚人。一九五〇年，这个欧斯特拉柯夫派驻东柏林，在爱沙尼亚移民反动分子的协助下叛逃，倒向法西斯德国，把你留在莫斯科。他先取得居留权，后来又在巴黎归化成法国公民，也不断和反苏联分子往来。他叛逃时，你还没有孩子，也没有怀孕。正确吗？”
“正确。”她说。
在莫斯科，她的回答会是“正确，上尉同志”。或“正确，调查员同志”。但是，在喧闹的法国咖啡馆里，这么正式的称呼显然时地不宜。她手腕上的皮肤已失去感觉。松开，她让血液恢复畅通，然后又拧紧另一片皮肤。
“身为欧斯特拉柯夫叛逃的共犯，你被判在劳改营服刑五年，但因斯大林去世之后的大赦，于一九五三年三月获释。正确吗？”
“正确。”
“返回莫斯科之后，你明知不太可能获准，却还是申请出国旅行护照，想到法国和丈夫会合。正确吗？”
“他患了癌症。”她说，“如果我不提出申请，就有失我为人妻子的责任。”
侍者端来了装着蛋卷与薯条的盘子，以及两瓶亚尔萨斯啤酒。欧斯特拉柯娃请他送杯柠檬茶来，她很渴，但不爱喝啤酒。她和男孩说话的同时，也试图以微笑和目光与他沟通，但徒劳无功，他的冷酷回绝了她。她意会到，自己是除了那三个妓女之外这里惟一的女人。陌生男子把笔记本放在一边，看上去像本赞美诗，然后铲起一叉又一叉的食物。而此刻，欧斯特拉柯娃紧紧捏住手腕，亚莉珊卓的名字刺痛她的心，仿佛流血不止的伤口，她心中反复忖度成千上百种“迫切需要母亲帮助”的各种“严重问题”。
陌生男子一面吃着，一面继续残忍地追溯她的历史。他是因为喜欢而吃，还是为了不想再惹人注目才吃？她的结论是，他是不得已才吃的。
“与此同时——”他边吃边开口说。
“与此同时。”她不由自主地低声说着。
“与此同时，你一面假装关心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他塞满食物的嘴继续说着，“一面却和所谓的音乐学生葛利克曼·约瑟夫有了男女关系。这个犹太人犯过四次反社会罪行，和你在劳改营中认识。你和这个犹太人在他的公寓中同居，正确或不正确？”
“我当时很孤单。”
“和葛利克曼的关系，让你生了一个女儿，亚莉珊卓，在莫斯科十月革命产科医院出生。出生证明上署名的父母亲是葛利克曼·约瑟夫和欧斯特拉柯娃·玛丽亚。女孩是以犹太人葛利克曼的姓注册登记。正确或不正确？”
“正确。”
“与此同时，你还是继续申请出国旅行护照，为什么？”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丈夫生病了。我有责任继续申请。”
他又大吃一口，动作粗鲁得让她看见了他嘴里的许多颗蛀牙。“一九五六年一月，当局宽宏大量地核准你的护照，条件是你的女儿亚莉珊卓必须留在莫斯科。你超过核准的期限，继续留在法国，抛弃了你的女儿。正确或不正确？”
通向街道的门是玻璃的，墙面也是。一辆大货车停在外面，咖啡馆陷入阴影之中。年轻的侍者重重地放下她的茶，连看她一眼都没有。
“正确。”她又开口，并趁这个机会看着审讯她的人，她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因此强迫自己让那人了解，至少在这些事情上，她既无犹疑，也不后悔。“正确。”她带着挑衅意味地再说一次。
“为了让当局从优考虑你的申请，你曾向国家安全部门签下一份保证，承诺在巴黎期间将为他们进行几项工作。第一，说服你的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返回苏联——”
“是‘努力’说服他，”她淡淡一笑说，“他不听我的建议。”
“第二，你也承诺要提供反苏联移民团体复辟活动与成员的情报。你只提出了两份毫无价值的报告，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为什么？”
“我丈夫看不起这些团体，和他们断绝来往了。”
“没有他，你还是可以参与这些组织。你签过同意书，却又不履行责任。对或不对？”
“对。”
“你就这样把女儿抛弃在苏联？留给一个犹太佬？就为了把你的心力用在照顾人民的敌人、国家的叛徒上？你就这样无视于你的责任？超过了许可的期限，留在法国？”
“我丈夫快死了，他需要我。”
“那你的女儿亚莉珊卓呢？她就不需要你？垂死的丈夫比活生生的女儿更重要？一个叛国贼？与人民为敌的叛徒？”
欧斯特拉柯娃松开手腕，不慌不忙地握住她的茶，端详着举到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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