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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午也没啥正经事可做。吃完午饭云彩也散了，太阳露出了笑脸，红红的，暖暖的，好像一个强光耀眼的探照灯，那丝丝光线都如钢针一般，一下子就把雪地扎透了。朵朵雪花上滚动着亮晶晶的小水粒，反射着刺眼的光芒，仿佛正在聚集着春天的眼光。风虽然还在不停地刮，可是太阳的光线已经在她怀里注入了暖流，所以叫这个跟天地一般大小的喜怒无常的老婆婆，也变得有了一些柔声细语。
我吃了午饭，站在休息室的门前抬头望着。天上远远近近，飘荡着许多大大小小的风筝，有的像燕子，有的像老鹰，有的像五角星------风婆婆偶尔也会突然屏住呼吸，不声不响。每到这时，房上的石棉瓦啊，屋檐下的防火铁锹啊，水桶啊。反正是院子里能晃荡起来的，摇摆起来的物件，全都老实下来，没了声响。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你的小王下去了，我大k执政。咋样？我又抠你的底又拣双儿！哈哈哈。”
“啊？你的大k还在手里握着啊？真臭啊！你的二啥时下去的啊？”
“笨死你啊！我说马大胖啊！你是不是特意叫赖子抠的底啊？舒坦了？”
“哈哈，哈哈。抠底就是一锅啊，还玩不？”
风一停，就能听到办公室里传出拍桌子的声音，过后还有男女之间的调笑声。
几乎每天中午，吃过午饭，赖子和马姐还有两个闲人都会在那里打扑克，玩“升级”。这种玩法在我们这里很普遍，流行的时间也长，具体是从什么时候流行开来的，没有人能说清楚。游戏规则是谁定的，也没人能说清楚。
玩法是这样的：四个人玩，两人一伙相对而坐。大小王和二都是硬牌，牌可以单个出，也可以三个一样的，四个一样的一起出，一级管一级。五，十k,都是分数，两伙人形成攻守的对局，从“三”开始打，如果打家在玩一把牌的过程里，没叫对手拣够“五十分”，那么就升一级。如果对手拣够了五十分，或者用其他的规则赢了打家，那么自己就变成了守方，从自己的“级”上继续打。一级一级地朝上升，一直升到“尖”，就是“a”。谁先到了这个级，一局牌，就是“一锅”便结束了。当然具体的规则还有不少，什么打到那个级上，那个级上的牌就成了仅次于王和二的硬牌，等等，还有许多。
玩扑克的几个人都很卖力气，他们玩到兴头上，出牌时都把胳膊高高地举过头顶，然后狠狠地朝桌子上拍。一把结束以后，他们还得计计一阵子，有的还借题发挥，把男女那点事顺便带了出来。
望着望着，天上飞的一个做工非常精巧的“燕子”突然断了线，从远处不停地打着转儿飞快地飘过来，不一会儿，就晃晃荡荡落在了我们的院子里。我拔脚就朝那边跑，长青也从锅炉房里跑出来，他刚才一定又在那里睡午觉。长青先我一步捡起了风筝。
“这玩意做的太好了！咱小时候那见过这样的风筝啊，还不是找张旧报纸，弄块牛皮纸，再去副食店里偷个竹条筐拆了。自己糊吧糊吧，粘吧粘吧，也他奶奶地能放云彩上面去！”长青拿起风筝，翻过来调过去地看了半天，然后感慨地说。
“是挺好啊！那时咱那见过什么蜡光纸，油光纸的。”我也非常羡慕地说。
“小时候大家在一起比谁的风筝飞得高，可谁的风筝飞得高，谁的先跑。”长青一脸回忆地说。
“那可不是，越高风越大啊。线也不结实，你是不是也偷的大人做活用的线？一次还不敢拿多长，怕叫大人发现了，挨一顿‘腚根脚’！只好零存整取，线上全是结头，能结实吗？”我也一脸回忆地问。
长青会心地笑了，冲我点了点头。飞来的“燕子”带来了好长的线，全是“鱼线”。这种线是织渔网用的，非常结实。长青一边把“鱼线”朝手上缠，一边说：“那也总不能放电线杆子那么高吧！那还叫风筝？”说着话，长青又把风筝放了起来。
“这么点线能飞多高啊？”我说。
“飞多高是多高吧。”长青说。
看的出来，长青放风筝很在行，不一会，他就把风筝放起来，线都用完了。
“再有点线就好了。”我遗憾地说。
“这么高正好，跑也跑不多远。给你玩吧，我还得接着去‘呼猪头’，春困秋乏夏打盹啊。”长青说。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看出我跃跃欲试的样子。
我小时候身体不是很好，经常感冒，所以爹妈看得严，能出去放风筝的机会不多。有时我也搞点小阴谋，或者软磨硬泡，得着机会，到外面放几回，可顶多也就把风筝放电线杆子那么高。我诚惶诚恐地接过风筝，兴致勃勃地放了半天，正想收回来重放。
“别收啊！”赖子打完扑克，急急忙忙去了趟厕所，回来跑到我跟前说。
“没线了啊，就这么长。”我说。
“等一会儿。”赖子说。他钻到那些老娘们的休息室里，过了一阵子，拿着一轱辘黑线回来。他又找了一个粗铁丝，穿在轱辘中间，做了一个简易的“线拐子”。赖子从我手里抢过风筝说：“看我的！你这叫放风筝啊？看我给你放云彩顶上去！”。
风筝越飞越高，越变越小。冷眼一看，就像一个正在天上飞翔的真燕子。
“还能收回了吗？这么高！”我担心地说。
“什么时候断什么时候算啊！”赖子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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