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孝文帝英年早逝之后，朝政迅速败，朝中贪横行，权臣擅权，苛捐杂税，赋役劳役繁重，各地的起也是如火如荼，六镇起，只是社会矛盾的一次大爆发。
当六镇弥漫起烽烟之时，居住在洛阳的皇室贵族早已腐化堕落，很快，六镇起迅速波及了整个中原大地，最终，北魏政权被瓦解，形成了东魏和西魏两大政权。
东魏地处在华北以及沿海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实力最强，其掌门人便是高欢，高欢实际上继承了六镇绝大部分的实力。而西魏地处关中，经济欠发达，人口也不多，其掌门人便是宇文泰。
由于高欢和宇文泰都是出自六镇起之中，他们都是鲜卑化的，对孝文帝原先的汉化改革也是极力排斥的，因而，东魏和西魏建立之初，胡风盛行。
高欢祖籍渤海，属于渤海高氏，祖上是名副其实的汉人，虽然血缘上是汉人的血统，但高欢以鲜卑人自居，别人也把高欢当做鲜卑人来看待。总而言之，高欢是一个被鲜卑化了的汉人。
然而，这并不仅仅是高欢一个人如此，整个高家都是如此。高洋的妻子叫做李祖娥，出自汉家大族赵郡李氏，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李祖娥当皇后，他们认为李祖娥身为汉人根本不配母仪天下（“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而高洋的太子高殷因为有“汉家性质”，高洋一度想废掉高殷。可以说，整个高家是彻底胡化的，对于汉人都是有极深的成见的，矛盾很深。
而东魏北齐的鲜卑大族们的势力也都凌驾于汉人之上，而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一直伴随着东魏北齐的历史，这不仅是矛盾，更是社会矛盾，例如当时汉族文官崔季舒等人的被杀，就是这种胡汉矛盾的政斗争的一大表现。
而我们反观宇文泰，宇文泰同样也是出自六镇军，也是鲜卑化的军，西魏建立之初的政策也是兴胡排汉的，这和高欢并无两样。不过，宇文泰虽然表面上反汉化，但他对于汉人并不敌视，而是用一种包容的姿态去吸纳对方。
比如前文中提到的苏绰，他本是汉族知识分子，却受到了宇文泰的格外赏识，而苏绰给宇文泰提出的《六条诏书》，实质上是一种儒家治国思想的体现，宇文泰本人更是对《周礼》推崇备至。如此一来，东魏和西魏、北周和北齐对于汉化的态度就一目了然了。
在宇文泰的改革中，每一项改革其实都是披着鲜卑化的外衣，实质上却是在走孝文帝汉化的老路。事实上，在西魏胡化和汉化其实是并行其道的，换种说法，宇文泰这就相当于是对当时胡汉文化进行了一次大整合。
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八柱国的人员成分，除了宇文泰本人和皇室元欣之外，宇文泰手下是六个柱国，其中有三人全都是汉人，分别是李虎、李弼、赵贵，汉人竟然占到了一半的比例。
而到了周武帝宇文邕时代，宇文邕的大力灭佛，实质上是把儒家思想放到了首位，确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统治思想。同时，宇文邕继承和发扬了宇文泰的改革之策，对于人才也同样是不拘一格的，不分胡汉，比如他最信任的大臣王轨，便是出于汉家大族太原王氏。
而真正导致北齐衰落，北周强大，以致最终北周灭齐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对胡汉问题的处理和解决方式上，无疑宇文家族在这一点上要比高家做得高明很多，因而胜败的天平必然是倾向于宇文家族，这就是历史的必然。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历史的偶然因素，以及一些个人的因素。如果坐在北齐皇帝宝座上的是宇文邕一样的明君，坐在北周皇帝宝座上的是高纬一样的昏君，历史将走向何方，我们根本无法预判。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一切胜败皆有凭证。神秘的黑衣人
我们今人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站在历史的高度，俯察历史的成败得失。
相比较而言，古人是不幸的，因为古人往往很难解释清楚历史演变的规律，他们会把历史的兴亡归结于君王的德行、臣子的忠奸，以及天命的安排。
而古代人所信奉的莫过于天，他们相信上天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于是，谶语、星象、天灾等等就成为了预示国家兴亡的象征，如果国家五谷丰登，那么就预示着国家兴盛，如果国家天灾不断，那就预示着上天的警告或惩罚，比如斛律光之死，与其说是死在韦孝宽之手，不如说是死于古人的天命观。
在南北朝的后期，就流传有这样一条预言——“亡高者黑衣”。
这条预言是怎么来的，按照《北齐书》里面的记载，是出自一名术士之口，这条预言的意思是，将会有一位黑衣人降临到人世，最终灭亡高家。
当时正是东魏时期，高欢当权，这条预言所针对的无疑就是高欢一家。
高欢本人非常迷信，这条神秘就像瘟神一般时时刻刻在高欢的耳边回荡，让高欢坐卧不宁，高欢总是在想，这个黑衣者到底是谁。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寺林立，大量的人口投身于佛寺之中，因而南北朝时期僧人遍地。按照当时佛家的习俗，僧人所穿衣服的颜色，就是黑色。
因而，“亡高者黑衣”这里的“黑衣”极有可能指的就是寺院里的僧人。从此，高欢对身着黑衣的僧人非常反感，每次出行都不愿和僧人碰面。
不过，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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