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中村少将倒有些佩服这些手持原始武器、军事素质低劣的土八路们了。早年他还是日军某联队的大佐指挥官时，就曾率领麾下官兵参加了名震一时的太原会战，总的来说，虽然敌中央军和晋绥军的装备及战斗力要远远胜过八路军，但他们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和友军之间相互配合的默契程度却表现得极为糟糕。这主要都是归咎于中国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各地区势力水火不相容的复杂现象，即所谓的“派系论”。
往大了说，像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嫡系中央军；或以阎锡山为中心的山西晋绥军；再就是分别以李宗仁和冯玉祥为主导人物的广西桂军和西北军部队；之后如“西安事变”后便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东北军、由刘湘和杨森所领导的川军团、以龙云和卢汉为首雄踞云南边陲的滇军、视余汉谋为最高长官的粤军部队和以王家烈为主要人物组成的黔军大部等……各地方势力错综复杂，虽说都冠以国民革命军的称谓，统一听从重庆军政部的指挥，但实际上却是各怀鬼胎，人人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既想达到在战争中表现出自己麾下部队的作战英勇的目的，又时刻抱有保存自己，消耗他人军事力量的想法。在战斗打响前，大家各自嘻嘻哈哈地凑在一起一通慷慨陈词，自作聪明地去和对方打哈哈的同时，还总要自以为是地把别人当做傻子，彼此间总爱拿诸如“老兄若有困难，兄弟自当拼死支援”的鬼话来增进双方的感情，听着是真让人感动。可这种话也只能当作是一种高层们之间的客套和玩笑，谁若是当真那才是脑子有病。一旦在战场上被围，你通过电台向周边地区的友军求援，那你就慢慢候着吧，也许在你最后一道防御工事被攻克，主峰阵地被敌人占领时援军都不会赶到。相反，对方还会不断地想出各种能让援军停滞不前的理由，继而用一种相对委婉的语气通过电台告知友军部队：原定增援计划不得不延后进行，甚至就此搁浅，希望友军部队尽最大之可能坚守阵地，等待援军的到来……
这种情况在过去的诸多战役中早已是司空见惯，国军各派系的高层之间似乎达到了某种默契，彼此对这种阳奉阴违的行为也都做到了心照不宣，所有人都跟明镜似的，谁也别把谁当傻子。例如淞沪会战期间，日军在金山卫一带登陆，正好赶上中国守军兵力空虚、防御薄弱，日军先头部队窥伺良机果断出击，主峰阵地反复易手。可就近驻扎在拓林和乍浦两地的国民党守军眼看着金山卫一带的友军即将覆灭，却照样是按兵不动，既不增援友军，也不组织兵力绕至侧翼偷袭日军登陆部队，宁可错失这一难得的战机也绝不肯放手一搏。最后的结果便是导致日军彻底击溃金山卫一带的中国守军，并顺利拿下守军在滩头建立的防御阵地，继而成功接应后续部队登陆。至此，淞沪战场的我军形势急转直下，日军一招得手便死咬到底，最后连拓林和乍浦两地的阵地也没能守住，守军官兵只得弃工事北逃。
再就是武汉会战期间，日军主力向防守新店一带的国军第42军发起进攻，位于该军主峰阵地左翼的第30师、第37师在外围防线没有任何敌情顾虑的情况下，仍旧放弃了这一天赐良机，照样按兵不动、待阵观望，被42军指挥部派来的联络官把嘴皮子都磨破了，两个师的指挥官照样冥顽不灵，部队也好像是钉死在驻地内似的，无论联络官怎么劝就是不挪窝。其中一名师长还颇具风趣地引用了毛主席早年写下的一句诗回应道：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事后结果可想而知，日军在42军毫无支援的情况下很快便击溃了其主力部队，待占领了新店阵地后又挟胜利之威，转移兵力一鼓作气将国军第30师和第37师的主峰阵地全部吃掉，也许这两个师的指挥官在败退的过程中都想不通，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也许还没有像“为党国尽忠”的口号那样能够深刻地印在国军指挥官们的心中。
相反，八路在这方面的表现确实值得称道。其实想想也并不奇怪，这些来自*，手持原始武器，军事素质、单兵训练都无比落后的队伍除了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外，大概没有所谓“友军”会为他们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重庆军政部和二战区长官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即便八路内部的战斗编制不太正规，像独立团、独立支队、游击队、决死纵队之类的番号多得恐怕连八路军总部都数不清，几乎到了快要烂大街的地步。但每逢战斗打响，他们总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增援受困的兄弟部队，有些时候甚至并没有向他们的上级请示便擅自行动，就算是背上掉脑袋的罪名也在所不惜。这种能显示一个集体或一个团队相互扶持合作的战斗精神，在八路军队伍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从这点上看，这帮八路的骨气丝毫不逊于日本军队，就团队精神来说，双方已经到了一个足够齐肩的高度。
一名日军少尉来报，称第8旅团设置在外线的防御已经被八路撕开了一个口子，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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