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须有四十多岁了。他在北京的“漂龄”已达十六年。他们前年在一个私人派对上邂逅，从此保持密切联系。
罗须对热衷在影视圈里发展的“京漂”很不以为然。“电影是否算得艺术？这毕竟还可以当个学术问题来讨论。电视绝对不是艺术，却是毋庸讨论的，这该是基本常识。‘肥皂剧’么，这称呼还算客气，你看看我们电视上还有些什么广告？肥皂的数量没有月经棉的数量多！电视机是‘文化垃圾箱’！坐在沙发上，手里握个遥控器，点呀点呀点呀，换呀换呀换呀，闪呀闪呀闪呀……人自己也就被搓揉成废物了！……”
她很喜欢罗须这些刻薄的议论。罗须称一向懒得搭理影视圈的“废物点心”，她就问罗须：“那你为什么容纳我？”罗须盯住她眼睛说：“你现在年轻，年轻时迷路并不可耻，也很无奈。可是我从你瞳仁里看出来，有一天你会迷途知返，因为，现在，那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我，罗须。”她就仔细朝罗须瞳仁里看，没看见一个小小的自己，她更迷信罗须了。
很多年里，罗须很穷。他在北京郊区，租农民的房子住，没有抽水马桶，没有煤气，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没有像样的家具，有的只是一大堆别人看来绝对是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不只从哪儿弄来的破铅丝、烂铜线、旧钢筋。他用那些铅丝、铜线和钢筋，加上一些更莫名其妙的东西，用钳子、点焊机什么的，制作出一些自称是艺术品的玩意。先是摆了一屋子，后来加租了一间屋，又塞满了，再制作出来的就爽性放置在院子里，风吹雨淋他并不心疼，抚摩着那些铁锈，他反而说是与天公在同一审美前提下合作创造艺术品。
罗须这一路的“京漂”，不求闻达，更不求金钱，要的只是艺术；她这样的“京漂”，要艺术，也要名利；在她以下的“京漂”，那就只图名利，根本无所谓艺术不艺术了。她佩服罗须，却实在不想成为另一个罗须。也许，这确实是因为她还年轻，并且，是一个年轻的女性。
但是，“京漂”里罗须那一流派，渐渐地，也出了名人，并且利随名至。不过，一般来说，他们的名多半是出在国外，在国内一般俗众当中，还是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们。她曾在罗须住处，见到过一幅那样的画——画上的光头人像看上去很特别，似漫画，却又极为写实；画上的人表情怪怪的，那种表情只在生命的瞬间出现，画家愣给拎出来曝光，透着残酷。罗须问她：“怎么样？”她说：“拍电影电视剧，导演最怕群众演员乱看镜头，如果拍出那样的画面，一定要剪掉。这画家却偏画‘乱看镜头的人’。”罗须说：“你知道他叫什么吗？”她摇头：“为什么该知道他？”罗须说：“务必记住这个名字——方立钧。他的画现在进了西方主流画廊。这是他一幅也卖不出的时候送给我的。现在这幅画可以换一栋带车库花园的house。”
还有一天，她去罗须那里，罗须正送一位男士出来。罗须送毕那位男士才来招呼她。她问：“方立钧？”罗须说：“方立钧跟他比就算不上什么了。最近美国一本权威美术史，从古代一路数过来，近百年列出专节评述的，只有梵高、毕加索、夏加尔、亨利·摩尔寥寥数人，像雷诺阿、蒙克、康定斯基什么的，都只在综述里提一下，可是最后一位列专节评述的，就是此人。”她吃惊：“何方神圣？”罗须告诉她：“他叫蔡国强。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他搞的《收租院现场制作》，倾倒了许多西方美术界人士。”罗须拿出一些国外杂志，指着那上面的照片讲给她听：《收租院》是三十多年前，在四川所谓“地主庄园”里制作陈列的一组泥塑，主题是揭露、控诉大地主刘文彩对贫苦雇农的残酷剥削，“文革”里这组泥塑又加改动，添上了奋起反抗、上山找党的内容，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接受阶级斗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现在时过境迁，在西方的“后现代”理论影响下，这种东西被放在跨国资本为后盾的新审美语境里加以现场克隆，反而成为了一种非常先锋（又可以说成“前卫”）的艺术实践。她听了说模模糊糊能懂。罗须夸她：“你这个年纪，有这样的教养、悟性不易。”她问罗须：“你为什么还不能像他那样有名？至少，你该跟方立钧一样有名才对啊！”罗须笑笑：“花开花落任由之。”停顿一下又说：“我现在混得也不错。有自己的空间，可由着自己性子折腾。”
确实，罗须现在的空间相当开阔。他在农村买下了一个虽然很破败，面积却很大的院落。他用了半年的时间，基本上是靠自己动手，把那院落修整、改造成了一个艺术乐园。除了生活住房，还搭出了很大的创作棚——不仅可以在里面画架上画、搞雕塑，更可以在里头搞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甚至可以当作小剧场，搞自娱性演出。那创作棚一面木版墙是活动的，可以拉开与庭院相通，庭院里有树有花，有怪石有水池，有瓜棚菜畦，还有大片空旷处。他经常约些朋友在那里肆意地发“艺术疯”，不仅有“京漂”，也有属于专业团体的人士。
她很喜欢到罗须那里去。阿铿原来也喜欢去，近来想法变了。阿铿对她说：“去那里我们能有什么收获？给他们当实验品罢了。”看她听了皱眉，便又说：“对不起，也许不该把你包括进去。单说我自己吧，越来越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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