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终于放到了钱玉莲本人的眼前。两位同窗青年，一边是荆钗一枚，一边是金钗、银钗一堆，一边是父亲的承诺，一边是母亲的选择，姑娘在心中细细惦量。她的答复是：“玉莲乃家寒貌丑，不敢应承孙家”。她毅然选择了才学、人品和贫困。后母大怒，扬言如果玉莲要嫁给王十朋，她不办任何妆奁，只发一乘破轿送走了事。其实，钱玉莲也宁肯这样，说办就办，她就一无所有地来到了王十朋家里，算是结婚了。
半年之后，王十朋上京赶考，得中状元。当朝丞相很想招他为婿，但是王十朋却说家中已有妻室。丞相说：“自古道，‘富易交，贵易妻’。此乃人情也。”王十朋回答：“‘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可忘。’小生不敢违例。”丞相很是生气，把王十朋派到一个“烟瘴之地”去做官，作为报复。王十朋连回家辞亲的机会都没有，只得写了一封信，让邮差送往家中。
正巧，那个追求过钱玉莲的同窗孙汝权也来赶考了，他名落孙山，就动起了坏脑筋。竟灌醉邮差，模仿笔迹改动了王十朋的家信，说王中状元后已娶丞相的女儿为妻，可让钱玉莲另外嫁人。实际上，是孙汝权自己还在垂涎着钱玉莲，等到邮差把那封经过改动的“家信”送到王家，孙汝权又派媒人来说亲了。钱玉莲又气又恨，当夜就去跳江自尽。幸被一艘官船救起。
不久，王十朋得知爱妻钱玉莲已经自尽，十分悲痛；钱玉莲也误把一位与王十朋同姓、同科、同职的官员的死讯当作了丈夫的死讯，痛不欲生。有趣的是，有一位热心的官员还为“丧妻”的王十朋和“守寡”的钱玉莲做起了媒，但是由于没有把事情说清楚，王十朋和钱玉莲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两人只是一口咬定不再结婚，这对险些要相聚的夫妻仍然未能见面。
直到上元节那天，在熙熙攘攘的玄妙观中，王十朋终于与钱玉莲相遇了。一见之下，两人都惊疑万分，不敢相认，后来又颇费一些周章，才终于搞清事情真相，得以团聚。
显然，这是一出以褒扬为主的剧目。剧中也有坏人，如孙汝权、丞相，但那只是作者为了褒扬“夫守义，妻守节”的婚姻理想所故意设置的两块绊脚石。孙汝权代表着一种以钱财为基础的婚姻观念，丞相代表着一种以权位为基础的婚姻观念，两种婚姻观念有一个共性，就是不存在婚姻本身的固定价值，“富易交，贵易妻”，随着“富贵
”而变易
。《荆钗记》这出戏，让女主角钱玉莲的形象来否定以孙汝权为代表的婚姻观念，让男主角王十朋的形象来否定以丞相为代表的婚姻观念，从而颂扬了一种不随升沉荣辱而转移的婚姻观念。这种婚姻观念，可以用钱玉莲的这几句唱词来表述：
想前生曾结分缘，与才郎共成姻眷。喜得他脱白挂绿，怕嫌奴体微名贱。若得他贫相守
，富相连
，心不变
，死而无怨
。
为此，她倾慕“雪里红梅甘冷淡”，“羞随红叶嫁东风”，宁可受屈赴死，不愿随便再嫁。她的丈夫王十朋和她一样坚贞不移，连丞相的女儿都不放在眼里。用不着多作分析，这种婚姻观念显然要比把婚配看作权位和钱财附庸的观念合理得多。
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种婚姻观念的社会进步意义评价太高。应该说，王十朋和钱玉莲之所以能够在婚姻上做到坚贞不移的精神动力，连作者也是模糊的。《西厢记》以“有情”作为男女主人公全部行动的精神动力，十分明确，它所打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旗帜，十分鲜亮。《荆钗记》则不同，只要一涉男女主人公坚毅选择的理由和依据，笔触就显得比较凌乱。例如，当初钱玉莲面对着荆钗和金钗，断然选了荆钗，决定与王十朋结婚，这种选择当然是值得赞许的，但这种选择的理由则是不明确的。当媒人极言孙家豪富时，钱玉莲的回答是：“他凭的钱物昌盛，愧我家寒貌丑难厮称”，“我须房奁不整，反被那人相轻。”当媒人说，你虽然房奁不整，但姿容很好，一定会获得孙家的钦敬，钱玉莲的回答是：“严父将奴先已许书生，君子一言怎变更？实不敢奉尊命。”总的说来，她只肯嫁给比自己更穷的，不肯嫁给比自己更富的，这是第一条理由；父亲已经作主，不可食言，这是第二条理由。这样的理由显然是不够坚实的。
又如，王十朋高中之后不忘糟糠之妻，敢于当面顶撞丞相，明确拒婚，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他作为一个基本的精神动力抒发出来的竟是“平生颇读书几行，岂敢紊乱三纲并五常”。钱玉莲误会王十朋已经再娶，她自己则绝不再嫁，理由是“自古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焉肯再事他人？”这类言词，《荆钗记》并不是偶尔借用，而是经常出现，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出宣扬封建礼义纲常的戏。
这样，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对矛盾：一方面，这出戏以相当感人的艺术形象否定了封建上层社会中流行的那种“富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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