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柯的信心并不是盲目的，他的自信一半来自自身的专业能力，另一半来自老师加藤信夫先生。加藤老师在高精度集成电路制造工艺技术方面，在当时已经达到全日本乃至世界一流水平，他是全日本研究机构在这个专业上的领军人物。
那一年，准备地说也就是在柯正式进入加藤老师研究室前16个月，老师接到了一个重大课题，“0.16毫米cmos技术”研发，简单地说就是在一片单晶体上，集成22亿个电子元器件，这将是世界微电子技术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突破。当时，韩国在这个领域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异军突起，通过在ddr标准化设计因而取得了ic领域的世界霸主地位。因此加藤老师此次接手的这个项目能否顺利完成，将成为日本能否反超韩国，重新夺回cmos领域霸主地位的关键，一时间加藤研究室成为全日本乃至世界ic领域关注的焦点。
加藤教授对这个项目也是高度重视，集中了研究室的全部精英投入到项目研发中，前期进展也非常顺利，64m单晶体存储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加藤老师的新模型架构加载下，晶振准确度和单通道传输速率都得到稳步提升。当所有实验都一帆风顺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单晶体结构进行堆栈式叠加的时候，微晶电磁干扰成几何级数陡然提升。小组成员本来信心满满地认为通过各自努力的成果，即将到达成功彼岸，突然之前才发现脚下是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继续向前行或许将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
攻坚陷入了困境，日本业内巨头们听说这件事后，也是非常着急，加藤研究室的成败，关系到各大企业今后产品线的投入，以及未来ic市场格局和发展。此时，一些风投机构认为时机到来了，纷纷找加藤老师商讨资本投入。经过几番博弈，一家叫的风投机构进行了资本注入，使资金本已即将断裂的加藤研究室重新看到了一线生机。
虽然资金暂时没有什么问题了，研究工作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但是电磁干扰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样下去，迟早还是要出问题的，加藤老师也是一筹莫展。就在项目陷入困境的时候，加藤老师毅然决定，将已经跟了加藤老师一年多研究生的小柯，吸收进入研发小组。
虽然柯当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研究生，但是加藤老师选择柯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在研发小组的十二名成员中，有半数研究人员是电子学博士毕业多年，在各个机构一直参与该学科的科研工作，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其他成员也都有博士后工作站科研经历，而柯只是一个在读的研究生，为什么加藤老师会选择柯成为研究室的第十三名成员呢，大家都疑惑不解。
原来在日本数据通选方式的研究体系中，富士通·日立研究院的“单向型数据通选方式”一直是日本微晶体的核心技术模型，并成为日本cmos架构的主导方向，日本的研究人员基本都精通这一理论模型。而以韩国三星电子的“双向型数据通选方式”为数据通信模型的晶体架构研究，一直被日本各大主流科研机构所抛弃。加藤老师数年前就开始关注二者之间架构的差异，现在直觉告诉他，进入高微晶体系后，双向型数通模型或许将有更大潜力。
当时，大岛教授在推荐柯作为加藤教授的研究生时，大岛教授特意向他提及了柯的父亲——以前大岛教授在德克萨斯的同事，中国微电子理论研究的前沿科技人才。这使加藤老师大吃一惊，他知道这位柯教授，因为这几年柯教授可是沉闷的中国微电子基础研究领域一颗耀眼的新星。他在微晶领域的抗电磁干扰研究方面，已经达到纳米级，他的论文在世界微电子领域几大权威杂期刊轮流发表，并得到主流机构如ieee等的大力推崇。一次柯教授在日本帝国理工大学讲学时，加藤老师还在百忙中抽时间过去认真听取了他的演讲。听完演讲后，加藤老师就一些微电子领域的前沿问题和柯教授进行了探讨，通过柯教授几句简短的讲述，加藤老师认为柯教授在微电子理论方面研究确实独树一帜，内心也是赞佩不已。所以，当得知柯教授就是眼前这位年轻人的父亲时，加藤老师破例，在没有对小柯进行任何考察和提问的前提下，就答应大岛教授，接受柯作为他的研究生。
柯进入加藤老师的研究室后，和加藤老师进行了认真地交谈，交谈过程中，也谈到了“双向型数据通选方式”在未来亿次元芯片中的潜力问题。这和加藤老师不谋而合，他决定让这个年轻人作他研究生里的另类，也是日本微电子研究领域的异类，日本“双向型数据通选方式”新倡导者。要知道，这个决定是有很大风险的；第一，在加藤研究室甚至全日本其他研究室都没有类似模型可供参考，也没有老师对他进行指导，也就是说，基本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探索。第二，研究风险，如果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到学校规定答辩期限内，拿不出科研成果，在严酷的日本教育管理体制下，将无法正常毕业。加藤老师也将困难和后果全部告知了柯，征询他的意见，柯听后毫不犹豫，毅然答应了加藤老师的建议，进行“双向型数据通选方式”研究，作一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柯在接受了加藤老师布置的模型建立的课题后，经过一个多月地仔细研究才发现，自己当初的承诺有些冒失了。回想当初，他之所以敢于去“吃螃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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