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走刑务所。
这是苏征阳从石桥先生处得来的地址。
这五个字，深深地印在苏征阳脑海里。住牢三天没有得到的线索，竟真的在石桥先生那里找到了线索，苏征阳把这归为幸运。除了石桥先生，这位他当年留日的房东，一个反对战争、同情中国的新闻记者媒体人，一个信奉和平与自由的知识分子，他还真不知再从哪里去大海捞针，找到与日本共产党沾边的人与线索。
刑务所，就是监狱。网走刑务所，是设在网走市的监狱。网走市，在北海道，那里的深秋与冬天，是极为寒冷的。寒冷与阴暗的色彩，让网走市等于监狱的同义词。明治23年（1890年)，在北海道道路开通后，为了安置来自全日本的重刑犯设置了网走刑务所。当时1200多名囚犯被送到当时人口仅630多个的网走市，是这个小城市原有居民的一倍。犯人们在刺刀与皮鞭下进行道路开凿工作与建筑房屋。犯人们成了北海道发展与建设的先行者。监狱里的碑文刻着那些在饥寒交迫中死于非命的犯人的名字。
网走刑务所由5栋呈放射状的木造平房牢房、浴室、单人牢房、教诲室等构成，厚厚的木门，冰冷的铁窗，便于监视的宽阔的走廊。犯人们戴着脚镣手铐，监牢潮湿阴冷，狱警们如临大敌警备森严。
苏征阳这次是与高飞一起开车来的。对于神通广大的高飞来说，弄辆车与准备两本警官证是轻松搞定的事。为了不露破绽，在苏征阳策划下，警官证上的照片虽然是新拍的粘贴上去的，还是做了旧。高飞还给自己粘了仁丹胡子，这次名字不是秋野了，而成了池井盛友警佐。苏征阳则成了桂山容吉，是位警部。两人来自东京警视厅。为了装得更加像一些，还特地提前打了电话预约。
于是，他们如愿在监狱的一间房间里，见到了相见的人，因为涉及共案机密取证询问，狱警只能隔得远远的站岗，门口由高飞把守，苏征阳单独与坐牢者面对面交谈，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两人距离三米左右。
桌上有备有墨水瓶。苏征阳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个记录纸作出记录的样子。
坐牢者神情冷漠地看着眼前的“警察”，神情仿佛眼前无人或只是一个被她居高临下审视的对象，这样说来，她，才像是一个办案的警官与审判的法官。
坐牢者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着粗布囚服，脸色苍白，鼻梁上方的额部左边，有一个伤痕印记，不知是被打留下的还是被按着头磕在墙角或桌角上留下的。
苏征阳循例，问了对方姓名，年龄，户籍，职业，所犯案由。
随着回答，对方的身份一一对上了。
原名：中条百合子，现名：宫治百合子，从夫家姓，1899年生人，东京人。现任丈夫宫本显治，小她九岁，1909年生，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被判无期徒刑。她自己也于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职业，作家。坐牢案由，不同意转向，坚持共产立场，反对战争。
眼前的坐牢者，正是苏征阳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对她大名如雷灌耳的著名职业女作家，一个十七岁就发表小说的天才少女，如果她不是第一篇稿件被弄丢，发表作品的年龄还要更早。她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叫《贫穷的人们》。
百合子的额角很高很圆很宽，这是智慧过人的象征。
苏征阳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看着对方：“你在美国留学，曾游学了大半个欧洲，还去了苏联？”
宫本百合子撇了下嘴角，冷笑道：“这些，你阅过的档案里都有吧？还要再核实吗？”
苏征阳：“在苏联，你都见过什么人？斯大林本人？还是马克西姆高尔基？”
宫本百合子有些诧异地看着眼前的警官，不答反问：“警官大人，你说呢？我会见到谁？”
宫本百合子的话中，含了浓浓的嘲讽的味道。
苏征阳转过头向门外面望了一眼。
门外，高飞向他点了一下头。
苏征阳忽然改用俄语，低声而急切地朗诵起高尔基的名作《海燕》的开头：“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焦着乌云。在乌云与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
宫本百合子的脸色变了，眼睛顿时圆亮地看着苏征阳。
苏征阳又马上换成了英语，用英语背诵着高尔基的另一部名著的开头：
“昏暗窄小的房子里，我的父亲摊手摊脚地平躺在地板上。
“他穿着一身白衣裳，光着脚，手指无力地打着弯儿。
”他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住了，成了两个黑洞；龇着牙咧着嘴，好像在吓唬我……”
宫本百合子闭上了眼睛，马上跟着用英语接了下去：
“母亲跪在他旁边，用那把我常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梳子，为父亲梳理着头发。
“母亲围着红色的围裙，粗里粗气地自言自语着，眼泪不停地从她肿大了的眼泡里流出来……”
苏征阳心中一定。
眼前的确是宫本百合子本人。也只有这样的女作家，记忆力超群，会英语，懂俄语，熟读过高尔基的作品的人，才能随口背出高尔基名著《母亲》的开头的句子。
苏征阳又改了一门语言，这是他自己的民族语言，汉语。他说：”我叫苏征阳，来自上海。”
宫本百合子睁开了眼睛，眼睛一片清明，注视着这个说中国话的日本警官。
苏征阳又转回用英语：“我希望找到一个和你一样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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