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作为经济大省，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却相对滞后，真正在全国叫得响的名校也就寥寥三所。相比上海、bj、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名校数量和高校的科研能力，实在是差距太大。新的高官走马上任之后，提出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建设高水平大学建设，我所在的松田大学有幸以最后一位的身份进入了该计划。广东不缺钱，缺人才缺平台，拿钱砸就行了。这样的效果在松田大学也真是立杆见影。举个例子，环境学院博士点前年才申请下来，当年从省内某国家级著名研究所引进一位国内知名学者，给这位学者配够足够经费，他再招兵买马，建立起国内一流的研究院，很快将我校的环境学科融入国内第一梯队。今年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就申请到二十多项。松田大学由以前部分专业一本，变成了现在全面进入一本。喊出了中期国内一流大学，远期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学校的发展日新月益，一副蒸蒸日上的样子。
我们学院最近几乎每年都会新进近十个博士。这些博士都不是普通的博士，而必须是高水平博士。松田大学现在进人的门槛高了，提出新进人员一定要有海外留学经验，有较好的科研成果，否则即使学院愿意接收，学校人事处也过不了关。而且新来的博士待遇也高，高过我们这些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不过他们的考核标准也高过我们，要完成那些考核才能拿到相应的待遇。教研室这几年不少老同志退休了，他们那个年代，本科生就可以当大学老师，现在这样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的时代也变了，学历为本科老同志尽管还有不少，但是同工不同酬，一个办公室的人，年收入可能相差上十万以上。教学的课时费相差无几，可是科研的奖励金可是差别巨大。一篇i论文，按级别不同可以奖励1万到几万。一个纵向科研项目，按级别不同学校配备不同的经费。这是不公平吗？不是，这是公平为什么。谁对学校的贡献大谁就应该多拿钱是不是。
我这个年纪，比起新来的博士，算是老同志，比起老同志，又算是小青年，卡在中间，不尴不尬的。论科研能力，比是老同志，算是有一点。比起新来的博士，那是差得远。就我们教研室而言，在学历方面，除去一个快退休的副教授是硕士学历以外，就剩我一个人是硕士了。所以，我的危机感开始越来越强烈了。
松田大学最近这几年对专业教师考核方法做了改革。我记得刚参加工作的前两年，只要完成教学任务就可以了。现在这样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的考核方法是把专业教师承担的教学和取得科研成果，统一转化为工作量来计算，薪酬再按工作量来计算。一门课根据学时数，一篇论文根据论文等级计算作量，一个科研项目根据项目级别和经费数量计算工作量，承担班主任按学生人数计算工作量，指导学生参加比赛获奖按奖项级别计算工作量，专业教师同时承担行政职务的按行政级别计算工作量。
这样的改革其实是很合理的，按劳分配，也有利于提高工作积极性。以前评优秀，全靠民众选举，人缘好就优秀。现在看工作量，工作量上了一定等级再来投票抬举，这样更合理些。第一年考核改革的时候，全校每个学院的做法还一样，有的取一个固定的标准数作为合格线，达到了就合格，以后每年如此。而学院取的是动态值，取全院专业教师的工作量平均数，于适度下浮百分之几。第一年的改革导致了很多老师不满。很多老师长期从事教学，几乎没有科研工作量。更可怕的是学院每年的科研成果数量都不一样，这样考核的合格线是动态。有些没有什么科研工作老师，他们的工作量可能在合格线徘徊，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工作量才能达到学院的考核要求。很不幸，我就是这类人。
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备课，快下班时忽然接到一个校内电话，看号码是学院的行政部门。打电话的人语气有点高冷。
“你是王老师吗？”
“是的，您是哪位呢？”我说。
“我是学院的刘书记。”这可把我吓了一跳，平时如果没有什么事儿，院领导是不会来找我的，如果来找我，那肯定没有什么好事儿。
果不其然，刘书记的语气冷冰冰的，很阴显的居高临下，“学院马上就要进行教师考核了，你的工作量不太理想。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指导学生竞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量。有的话尽快上报给学院办公室吧。”
刘书记的话让我开始有些心惊胆寒了。我意识到我一定是学院工作量最落后的那几个，落后到要领导要提醒我了。
我不敢怠慢，“好的，书记。我再想想，那请问学院的合格线大概是多少呢，我需要去找多少工作量了，才能达到学院的合格线了？”
“这个现在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你现在抓紧时间想办法找一找，你有没有什么没有统计上来的工作量吧？尤其是指导学生竞赛这方面的。”刘书记的回答依旧很冰冷。
“找我是一定会找，但是我到底要找多少呢？”我重新又问了一遍。
“合格线现在还没出来，你看看你自己，为什么一篇文章都没发表呢？你这以后该怎么办呢？”刘书记还是没有正面回答。
“我最近在读博士，发表的论文是读博士的那个单位，所以没有挂咱们单位。谢谢书记提醒。”我赶紧解释。
挂掉电话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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