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是晋人，但是为了成就自己一番功业，小的在所不惜。”樊玶道。
“那你如何做到忠心于秦？”西乞术质问道。
“小的若是得到大夫引荐，知遇之恩没齿难忘，无以为报，只有肝脑涂地为秦谋事，才对得起大夫的恩情！”
“好！既然你如此有抱负，我就将你引荐给秦君，莫要让我失望啊。”
“嗨！”
第二天清晨，樊玶换上了士人装扮，一身浅绛色的衣袍，跟随西乞术参见秦君嬴罃。
“你就是西乞术所说的兵卒黑？”嬴罃换上
其中郤缺为赵盾人马，胥甲父因配合赵穿一同阻止晋军追击秦军，因此必是赵盾人马无疑，而与赵盾为不同政治立场者则是荀林父，赵盾虽接受臾骈的献计，但见赵盾又暗中派赵穿破坏其策略，由此判断，恐怕臾骈亦无法得到赵盾的信任，栾盾则较无明显的政治倾向，经此分析之后，便能得知六卿中与赵盾亲近者，仅郤缺与胥甲父，其余三位非赵盾党羽，但因彼此之间未有明显的冲突，故能维持表面的和平。其中赵盾最忌惮者，莫过于荀林父，由于荀林父自晋文公时，便曾担任专职防御狄族的中行，因此在晋国六卿中，荀林父对于狄族事务熟悉的程度，无人能出其右。
狄族与中原诸国的习性不同，游牧而居，无法捉摸其行踪，如此特殊的生活特性，若非与狄族有交战经验者，恐怕无法胜任之，因此倘若秦国战败，白狄趁势壮大，晋国为了抑制白狄的发展，日后势必得加倍仰赖荀林父，而赵盾恐怕遭到边缘化，不仅如此，由于荀林父并非赵盾之属，晋灵公更可能借机联合荀林父除掉赵盾，故赵盾深思熟虑之后，不愿给予晋灵公与荀林父这样的机会，故暗中指使赵穿、胥甲父等人，伺机破坏晋军的行动，如此秦军才得以保全。
陆、胥甲父获罪原因探究
最后则讨论最后一个疑点，既然河曲之战幕后主导者既为赵盾，胥甲父又是赵盾党羽，故胥甲父理应无罪，为何最后胥甲父仍沦落到出奔至卫国的命运?《左传?宣公元年》云:
放胥甲父于卫，而立胥克。34
《左传》中记载胥甲父的出奔，所用的字是“放”，简文山于《《左传》出奔研究》中云:“从《左传》记载来看，放与逐皆有被动出国的意义，且后面还有追兵。……『放』之为词，通常是斗争成功者抓到敌方，数之以罪，再使之出奔四方，盖其罪不足杀。……某人若被『放』，必定是有罪于其国中，其本身似已无人身自由，只能听凭处置。其出奔之处还不能自主，且通常被放逐之处，都以离国都越远越好来处置。”35胥甲父的出奔既为“放”字，则胥甲卷入了晋国内部斗争的机会相当高，并且很不幸的，他在这次斗争中成了输家，虽然罪不致死，但被国内的胜者逼迫，故出奔至卫国，所以《左传》虽云胥甲出奔卫国，是因河曲之战“不用命”而造成，但探其究竟，却是欲加之罪了。
胥甲父既然愿意与赵穿配合，一同阻止晋军出征，其必为赵盾党羽是也，然胥甲贵为下军佐，赵盾当时又权倾一时究竟是谁向天借胆捋虎须?笔者认为此人乃是晋灵公。对于这样的推论，事实上无需太过惊讶，因为晋国国君与贵族之间政争，早自晋文公作三军开始，原属于晋侯的权力，在历任中军帅联合贵族的斗争中，逐渐地转移至贵族的身上，而晋襄公死后，赵盾并无意令晋灵公继任其位，后迫于穆嬴施压，只好无奈地接受晋灵公成为新任晋侯，晋灵公当时虽然年幼，终究明白赵盾排斥自已的事实，因此晋灵公与中军帅赵盾关系之紧张，可说是自晋文公以来之最，直到鲁宣公元年，二人的冲突随即爆发，如《左传?宣公元年》云:
于是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而不入。36
从《左传》记载看来，晋灵公第一次是派遣刺客计划暗杀赵盾，第二次则是假借饮酒的名义，实则埋伏甲士欲取赵盾性命，居然需要以性命相搏，可知这样的君臣关系，已经恶化到无法挽回之地步，既然晋灵公与赵盾的关系如此紧张，二人必定都有相关措施以因应:赵盾杜防晋灵公私下结党，晋灵公则企图铲除赵盾势力，而身为六卿之一，手握兵权的郤缺及胥甲父，就成了晋灵公的心腹大患，而胥甲父一时大意，不慎遭晋灵公掌握把柄，胥甲父迫于无奈，只好出奔卫国，晋灵公则对外宣称，因其河曲战役之过犯而处分之，而此为晋灵公任晋侯以来，对赵盾阵营的首次胜利，而这事件亦成为晋灵公决定与赵盾对决的关键。
胥甲父出奔后，赵盾痛失得力助手，由于胥甲父对于赵盾而言，有着若干的贡献，因此赵盾仍使胥克续任下军佐之职，反观晋灵公这一方，亦趁着赵盾失去胥甲父这重要膀臂的机会，立即着手规胥甲父这重要膀臂的机会，立即着手规划暗杀赵盾的行动，无奈晋灵公错估情势，加上赵盾棋高一着，已于晋侯身边均安插自己人马，最后暗杀行动宣告失败，晋灵公旋遭赵穿刺杀身亡。其实胥甲父遭放卫国一事，与河曲之战本身实无关连，但对还原河曲之战真相而言，则是十分重要线索:胥甲父与赵穿犯下同一过错，二人结局却不同，及胥甲父获罪时间，并不合乎春秋时期处理战犯的通例，因此若非此二处疑点，河曲之战的真相恐将永远沈于历史的洪流中，至于晋灵公如何将斗垮胥甲父之方法与内情，笔者将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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