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日
两天激烈的战斗，在昨天忽然沉寂了。谁也不敢相信，蒋军十几万人马，就在这四十几个小时里，化为乌有了。然而在下午，团政的捷报上证明了事情确实是这样：敌人在我们的英勇战斗中被消灭了，彻底的被歼了！
今天，我们决定回纵政去，又决定在回纵政以前，向战士们去告别。
我们按照建制从一营开始，一个连一个连的告别。战士们都要求上级留下我们，我们向他们解释：“回去还有很多工作，尤其要把你们的光荣事迹好好地写出来。”这样，才说通了，最后，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叫我们以后和他们通信(事后证明确实是这样做了，他们在一个月之后，给我们文工团写了一百多封信)。
回团政已是中午了。才进屋门，就看见有好多战士给我们来报功。这一举动，太使我们惭愧了。真的，比起战士们来，我们做得太少了。
下午两点，我们出发回纵政。很多战士和干部来送我们。我们就站好队，唱了几个歌来回答他们的热情。我们走出庄子快半里路了，他们还在高声地喊着：“喂，同志们，到了南京再见啊！”我们也招着手叫着：“对，到了南京再见。”
后记
“丑小鸭”的编辑同志来约我，请我把自己的chù_nǚ作找出来，他们想重新发表。这有什么意义，我不大清楚。觉得实在意思不大。
我的真正的“chù_nǚ作”，是发表在战地一个小刊物上，而且编辑做了脱胎换骨的修改。这刊物怕私人手中不会再有了。一般的资料室也未必有。既不可能找到，也没必要去找就找出一篇早期发的文章来顶替。
用它来“顶替”也并非毫无理由。第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一生中在全国性报刊上第一次发表的文章。发表的刊物是“文艺报”第一卷第八期；第二，我写这篇文章时，恰好是“淮海战役”36周年，以此来纪念一下这个举世闻名的战役，也是我的心愿，这篇文章前边有一段“编者前记”，我听说，是一位文艺界老前辈写的。是谁，已记不清了，但这么几行字，增强了我的信心，对我后来选择写作为职业，起了很大鼓励作用。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四年小学学历，年纪刚满十八的青年，能否可以在文学上进行自学和锻炼，自己是很没把握的。
看到35年前这篇作文，有很多感触。那样一种烽火连天、充满英雄气概与牺牲精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3世纪，那个时代培育出来的青年，今天已经接近退休年龄或已退休了。但那种为理想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应该是永不会过时的。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新的英雄，环境不同了，与之搏斗的对象变化了。但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这个抱负不能丢掉。现在许多青年在谈人的“价值”，我想在社会主义时代，不论谈多少深奥的理论、作多少哲理性的分析，一个人的价值终究要以他为社会付出的份额来衡量，不能以他索取的份额来衡量，这一点恐怕是个客观规律，不是以谁喜欢谁不喜欢所能改变的。
文章中提到当时我们这个组有七个人。七个人都是谁，已经不能全回忆起来了。只记得三四个人，他们都还健在。组长陈明在上海是位舞蹈导演，黄石文同志当了外交官；马旋成了女高音歌唱家。有一位队长领队、记得是丁叫丁峤，可又好像是后来当了某军分区领导的李永淮。
茹志鹃本是和我们一起到了纵政的，下前沿阵地她没去，到前沿上主要是火线演出。她后来的小说自然写得很好。可当年的演唱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远没有她女儿安忆的音乐细胞发达，我们没有要她去。她趁机去搜集素材去了，如果我记得不错，“三过严庄”似乎就是出自这一次的采访。唔，还想起一个小伙伴，梁泉，她能歌能舞，解放后一度是前线话剧团的红演员，演过“第二个春天”的主角，后来改行写话剧、写电影、写得很不错，前一阵南京演了她的“财经副官”，她女儿则已是新一代的影剧明星了。我介绍这几个人的后话。绝不是借以标榜，自抬身价。我只是想说明，在困难的环境中，没有进过正规学校的青年经过组织培养、个人努力、仍可成才。今天青年的学习条件比他们好，理应做出更大成绩来。
别愿坚忆当年
1月23日晚上，张锲来电话说愿坚托他带话给我，希望能见我一面，张锲说他刚才医院回来，愿坚情况不好，怕就是一两天的事了！
知道愿坚病重，已有好久，总是想看他去又不敢去，我怕承受不住这诀别的场面，又不知对他说些什么，到了这时刻，空泛的安慰还有什么意思？
这一夜我通宵没瞌眼，第二天到医院去的路上，我心情还很沉重，但进了病房，见了愿坚，反倒冷静了些，轻松了些，他比我想象的状态好，很清醒，不沮丧，但很亢奋，一见我就伸出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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