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今年2月是老舍先生95周年诞辰。想起一些往事。
44年前，有一天我坐在北京东单三条一间屋跟朋友聊天，那里是“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一间客厅，大家在等候开会。上次会我没来，偏偏那天老舍先生来了。他们谈对老舍的印象，我插不上嘴。听他们谈的带有太多恭维、崇敬色彩，跟我从小说中得到的印象不大一样。我想像他是跟拉车的、开店的都能论交情的平民文化人。他们说的更像是位地位高人一等，派头很大的教授名人。正在疑惑，一阵脚步声，从门外走进几个人来。最前边是位大高个，顶着干部帽，穿着件清河制呢厂出的粗呢干部服，裤子上有香烟烧的洞；中间一位穿着崭新的棉干部服，没戴帽子，微微有点“水蛇腰”，胸板挺得不直；最后一位个头不高，戴一顶英国呢子礼帽，穿一身剪裁合体、面料考究的绛色西装，戴金丝眼镜，手执“司提克”，活脱是个洋绅士(我并没见过洋绅士，这洋绅士的印象来自狄更斯的小说)。
前边这人我认识，是尊敬的赵树理同志。中间一位也知道，是我仰慕已久的端木老大哥；这最后一位大家就招呼他：“老舍先生。”
真的跟我想像中的老舍没对上号！
人们站起来抢着握手，端木没戴帽子赵树理不摘帽子，两人握手都应付自如。老舍右手拄着文明棍，一进门就摘下帽子托在左手上了，两手都不得闲，就有点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处瞧了下说：“找不着钉子，帽子还是挂在头上吧。”把帽子挂在头上，这才腾出手来跟大家相握。大家都笑，他却面不改色，一本正经地跟大伙寒暄。
散会时，他对身边的人说：“明儿个上我那喝酒去吧，我有酒，你们带豆腐干花生豆怎么样？”回头又冲我找补一句：“你还小，就别跟我们学坏了！”
我觉得跟想像中的平民作家对上号了，还觉得老舍就该穿西服拄文明棍。直到后来有一次在他家中见他身穿长袍，脚蹬老头乐棉鞋，才觉得这样更对路。
“大众文艺研究会”是北京文联成立前，由李伯钊、赵树理、康濯、马烽等挑头的一个文学团体，是团结“大众大学”作家的一个团体。北京解放后写武侠、言情、侦探小说的通俗作家和小报撰稿人，一时没了章程。如李薰风、陈慎言、郑证因、梅娘等，一向卖文为生，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如今照老路子写的作品没市场了，“革命小说”一时还写不来，又没大锅饭吃，生活发生困难。连张恨水、还珠楼主也很拮据。“创研会”就组织他们学习，采访，写些反映新生活的作品，并设法帮助一些人安排工作。从解放区来的作家和刚从大学出来的文学青年参加进来，一面向他们学习，更主要的是协助工作。那天开会谈的题目就是怎样帮助通俗作家们写出反映新生活的作品，解决他们生活困难。老舍先生出主意说：马上写成本大套的作品有困难，可以从最容易的人手。比如整理点民间传说，替曲艺界、戏曲界改点旧段子、旧剧本。他说：“拿大鼓说，有的段子人们都听熟了，会背了，可是谁也不懂什么意思，因为要么太文要么不通，唱的听的都糊涂多少年，解放了总不能再糊涂下去了吧。把它们改顺了，能听懂，这用不着学多少革命理论，伸手就能办嘛。拿《白帝城》说，是名段子，开头几句你们听得懂吗？”说着他点着一支烟哼了起来：
“壮怀无可与天争，泪洒重衾病枕红。江左仇深空切齿，桃园义重苦伤情。必根傲骨支床瘦，一点雄心至死明。闲消遣酒后茶余谈今古，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
哼完他笑着问：“什么叫‘无可与天争’，怎么个‘重衾病枕红’，‘一点雄心至死明’是何意？而‘壮怀’、‘傲骨’又太文了，谁的耳朵能听懂？相声该改的更多了，大家先把容易做的做了，我想法给你们找唱家，找地方发表。要嫌这活小丢了身份，我带头先干。”
他刚从美国回来，家还没安下，人们把这话只当表态，并没当真。谁知没过几天，大众创研会的刊物《说说唱唱》就登出了他写的“太平歌词”《中苏同盟》，电台上播出了他改的相声段子《维生素》。随后《光明日报》就连续发表了他改编的相声段子《绕口令》、《假博士》和《铃铛谱》。大家才知道老舍不光说说，是动真格的，这时是1950年上半年。文化班头，知名作家，从美国回来竟用这些作品打炮，不仅令人叫绝，更令人起敬。看到了热情爱国，助人为乐，不摆谱，不拿大的老文化人本色。我不知这对别的文学青年有什么影响，反正那一年西河大鼓唱了个新段子叫《张树才舍身炸碉堡》，就是我受他感召写出来的。是我终生惟一被演唱的曲艺作品。
不久北京市召开了第一届文代会，成立市文联，老舍先生当选为**。我也调到文联工作，就几乎天天见面了。老舍先生这**当得很认真，风雨无阻，每日上午必到机关办公。但他又是我见过的最不像**的**。对属下像对家人，只有平辈与晚辈之别，没有职务高低之分。跟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他特别注意仪表的整洁。我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工作，他常上编辑部来闲聊，他的整洁跟我的邋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就住在编辑部对门，有天我就穿着裤衩背心进了编辑部，正碰了他坐在那儿，他看见我先是一愣，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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