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币云门舞集和韩舞麟
接近岁末，遇到两件快事。一是经过台湾同行们的热心奔走，我赴台的心愿即将实现；二是“云门舞集”在京沪演出“新传”，引起轰动。两件事接踵而来，使我更信宿命论。并觉得历史运行自有其轨道和速度，兴衰分合，常出乎人们意料。
数年前我在香港时，施叔青热心的把我一篇小说拿到台湾“中国时报”上发表了，她问我：“稿费要什么钱？要美元还是港币”？我说：“要新台币”。她奇怪地说：“你要它怎么用”？我说：“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到台湾去，总会有用到新台币的时候！”她笑着骂了我一句广东话：“气性！”也就是精神病。我一笑。本来我就没当真，在我心中去台湾不比上月球的机会多。
我看“云门舞集”演“新传”，是8年前在香港。天天在商业文化、租界风俗中呼吸，突然看到台上的人穿着祖传的中国衣服跳红绸舞，扭秧歌，令我激动流泪。闲幕后我随诗人戴天到休息室去看林怀民先生。我说：“真可惜，这么好的演出。我只能在香港看到，我希望你们到大陆演出。在大陆你一定会找到知音。”林先生说：“我也想去大陆演出，谁知要等到哪一年呢？”后来听说因为经费困难“云门舞集”停办，林先生去了美国。我认为大陆观众永无机会再看到“新传”，着实为此叹息了几天。
两件事情突然都成为事实，我怀疑地球的转速加快了。回想起第一次台湾作家戏剧性地见面，就像发生在昨天。
9年前，我去东京参加国际书会。临行前听说台湾作家也去参加，我好紧张。既不知该与他们怎样相处，又很想和他们见面交谈，为我关切的两件事寻找答案。
一件是私事，我太太兄弟姐妹叫舞凤、舞莺，哥哥叫舞鹰。这一年大陆某杂志发表一幅台湾画家的油画，署名是“韩舞麟”。同事指着这名字跟内子开玩笑说：“这是你哥哥吧！你不是隐瞒了台湾关系吧？”“*****”期间，有亲属在台湾者，有说不清的麻烦。她一听吓得连连摇头说：“无冤无仇，这玩笑可开不得。”回家后她把此事讲给家人听，我岳母听了大惊。悄悄说：“你是有个堂兄叫舞麟呀！抗战时二叔与你爸一同离家，途中失散，多年没有消息。也许他们真到了台湾吧”？她就叫我见到台湾作家时打听一下。
另一件事就带点公事的味道了。70年代末我写了篇小说叫《寻访画儿韩》发表在“人民日报”。不久举行评奖，取得了预选资格，后来却又被撤掉了。我找熟人打听落榜原因，才知道(传说)该作品有“抄袭之嫌”。我说抄袭之作敢登在《人民日报》上吗？答曰“抄的是台湾作品。大陆人没机会看到，故存侥幸之心”。“*****”中连偷听海外广播都要治罪，我把台湾作品抄来公开发表，这麻烦怕小不了。便深居简出作听候发落状。谁知此后倒也再无人提起。我又找朋友打听。朋友告诉我：“经过研究，认为你这些年被监督劳动，不会有机会读到台湾书刊。这题材带有传奇性，两岸都是中国人，听到相同的传说，写成撞车的作品也是可能的。不过为了省点麻烦，以不给奖为好……”我问是和谁的作品撞了车？那作品什么名字，朋友说他也不知道。
这笔糊涂官司反引起我要读台湾作品的兴致。女作家韩秀来北京。听我有些愿望，送我一堆台湾小说，我才找到被我“抄袭”过的《红丝凤》。也才领悟了林海音、陈映真、朱西宁、余光中、洛夫等作家的风采。读林海音的作品像听姐姐讲往事，陈映真又使我进入了一个即相似又陌生的环境，而朱西宁和司马中原，颇有一见如故，似曾相识之感。最大的收获是我不再为“抄袭之嫌”感到委屆，因为我发现两岸作品，不论是内容上、写法上，以至某种心态上，有“抄袭嫌疑”者，绝非惟我一家。一个祖宗的子孙，一个科班的徒弟，许多思维模式，观念心态，措辞用语，甚至连弱点、毛病，也像一个师傅教出来的。
为此，我愿有机会和台湾同行见面，增长一些对台湾文学的了解。但真的有机会见面了。却又紧张起来。甚至有种说不明白的顾虑。
到达东京后，东道主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全体客人。我就趁机会找台湾同行。在一片西装革履，欧衫美裙，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蒙古人鼻子都一般高，皮肤一样黄，要分辩出那一位来自台湾，得有点福尔摩斯的本事。正感绝望之际，远处人影一闪，竟看到一件中国对襟小褂，在西装堆里鹤立鸡群。这是台湾来客不会错了，想前去打招呼却又怕讨没趣，迟疑间就碰着了一位小姐后背，我忙用日语道歉，女士一笑，用标准国语说：“别客气。”我听了一愣，她又笑笑说：“我是华严。”久闻大名的华严就这么突然出现在面前，两岸作家就这么开始交谈了？我还有点转不过劲来。她看出我的窘相，指着我胸前名牌打趣道：“您不必自我介绍，邓先生，这写着呢。”这时，穿对襟小褂的朋友正凑了过来。华严向我介绍说：“这是罗青。”罗青的诗和画我在一位美国外交官家见过，印象极佳。我说：“老远看到这身裤褂，就知道是中国人，没想到你就是罗青。”华严说：“你在远处邓先生就看见了，我就站在他身边，他却目中无人。”说得三人都笑起来，这一笑，折磨我多天的疑虑和紧张就打消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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