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三十年代，北京外城有个“德昌里”，百多米小巷，十几户人家。一棵两围粗数丈高枝繁叶茂的老槐树下，朝北的大门前挂个木牌上写着“经租处”。“经租处”里外就一个人，此人姓鲁，因为个矮人称鲁半截。他的差事和俸禄就是领房客看房子和替房东收房租，自己住房子则免费。每到夏天傍晚，他这门口大树下就成了逸闻趣事口头传播中心。一盏路灯半轮明月之下，人们端着大碗面，捧着小茶壶，举着水烟袋，嚼着熟槟榔，把各自听到的消息新闻，互相交流，共同探讨，评议争论。论坛坛主和主侃都由鲁半截兼任。鲁半截不认字，不识字还有个好处，所侃之事既查不到文字根据也没有文字记录，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享受“中华民国”式的言论自由。
北京几百年来都是政治中心，半截侃的最多也是政治人物的流言传说。有名有姓，有头有尾。有真有假，无凭无据。
我记得较清楚的一个段子，是关于德昌里东家的。
北京不都叫胡同吗，这儿怎么出来个“里”？
没错儿，从元世祖建大都就有了胡同。大都城是按设计图建设的：东南西北四面城门相对，城门之间以二十四步宽的大道相连（也怪了，明明有尺，皇上偏要迈步量地！）大道与大道之间以十二步宽的小街相通。大道小街把北京城划成许多方格子。方格中每隔五十步再开一条六步宽小夹道，用以左右联络。大道小街好比动脉静脉，小夹道就是毛细血管。毛细管里住人，人要打井喝水，蒙古人就管“井”叫“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邻居二大妈说是：“有名的胡同九百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不过这只是“大形势”，实际上胡同之外也有几条不叫胡同的小巷。比如曾国藩曾大人住过的“果子巷”，赛金花小姐住的“陕西巷”，名气一点不小。
“里”的出现可就晚了。跟目前北京人学广东话管猪蹄叫猪手一样，人民国之后，北京人也曾把学天津话当作时髦。当时天津有租界，是北京政坛大佬的退身之地。随着大佬进进出出天津租界，洋服洋餐等沾洋边的东西就成了北京“新生代”、“新新生代”的新风尚。就在这时期，北京也出现了天津式居民小区，叫做“里”。
“里”跟胡同不一样。胡同是由独立家宅连接而成，左邻右舍，产权各不相关；“里”是专为出租而建，整条小巷一个业主。北京的“里”有两类。一类仿上海公寓弄堂，一家一院，宽大体面的半洋式建筑，地点多在内城。房主是军政首脑、富商大贾，房客则以海关、铁路等新行当的上层人家为主。另一类则是碎砖头儿墙的青灰顶狭窄小院。可独门独户也可有几户杂居。大多建在外城天桥、龙须沟一带。东家多是地头蛇、小军阀。房客三教九流都有，就是没有真财主。
德昌里属于后一种。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说这德昌里的东家。
一
德昌里的房东姓娄，房客称他“娄将军”，不过谁也没见过他。打这房盖好人家就没来过。交工那天手下人把图纸跟房契在他面前展开，他倒背手看了一眼说：“行，好！交给太太吧。”就大老俄卖毯子——扔在脖子后头了。
娄将军是奉系。二次直奉交战后，娄将军在北京代理过京兆尹，在天津监督过造币厂。京兆尹管的是天子脚下一亩三分地，收烟税敛花捐征蒙藏外庄的厘金，都在其职权之内；外省人进京跑官求财，叩见总统都得求其关照。关照不会白关照。造币厂的任务就是造洋钱，每炉洋钱造出来都要送样品请督办验成色。不管合格不合格，货样都留下不退。那一阵子娄将军只愁银圆没处放，哪会把德昌里这堆瓦片放在心上？不过是送给大太太过生日的一盘寿桃。将军在天津养了个外宅，大太太一直没好脸子，将军借这机会讨太太个笑脸。大太太跟娄将军是患难夫妻，对将军有恩，将军从不敢在她面前打吵子。
怎么个患难夫妻？有什么恩？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二
娄将军虽是奉系官，可不是奉天人。奉系占据京津的年头，北京人有句俗语形容关外大兵：“妈拉疤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因为这些丘八爷都是扁平后脑勺，张嘴就骂“妈拉疤子”，坐火车看戏从不买票。娄将军虽然张嘴也是“妈拉疤子”，可是后脑勺却是鼓的。不合关外人标准。“梆子头窝拉眼吃起饭来拣大碗”，这是京东八县的特征。
京东出名人。“盗御马”的窦尔敦、唱蹦蹦戏的成兆才都出自这儿。不是这里风水好，是因为山高谷深，土地贫瘠，光靠土里刨食不够嚼谷，逼着人另找饭辙。娄将军没当将军时摇串铃卖野药，诨名娄半仙。开始是秋收过后，背上药箱，摇起串铃，嘴里喊着：“专治小孩食积奶积、大肚子痞疾、红白痢疾、跑肚拉稀……”边做生意边赶路，到关外去捞外快。后来干脆在奉天定居下来。但也只够糊口，拿不出银子成家。年轻人耐不住孤独，为卖大炕的丫旦小福子看了几回病，两人入了热被套。小福子对他真心实意，赶上他手头紧就掏自己私房钱替他拉铺。惹得老鸨子骂闲篇儿：“有舍银子舍钱的，没听说有舍x操的！”
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在关里打进北京，俄罗斯在关外也开火南下，自珲春一路朝奉天打过来。黑龙江副都统阵亡，黑龙江将军自杀。老毛子兵见银子就抢，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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