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倒在乎孟子的看法，劳心者是不是一定可贵，而劳力者是不是一定可贱？然而孟子并不是以劳心为贵，以劳力为贱的人。他不是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吗？他不是又说过“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吗？
大体上说来，孔、孟之徒是以人民为本位的，墨子之徒是以帝王为本位的，老、庄之徒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孟子要距杨、墨，墨子要非儒，庄子要非儒、墨，并不是纯以感情用事的门户之见，他们是有他们的思想立场的。
荀子后起，自然有他更加光辉的一面，但他的思想已受道家和墨家的浸润，特别在政治主张上是倾向于帝王本位、贵族本位的。“皋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王霸》），这家天下的神气是多末巍巍然！“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富国》），完全恢复了旧时代的意识。他主张重刑威罚之治，持宠固位之术，从他的门下有冰寒于水的韩非出现，多少是不足怪的。
但我们近人却同情荀子而斥责孟轲。荀子法后王，俨然是进步；孟子称先王，俨然是保守。但其实孟子称道尧、舜、禹、汤、文、武，荀子也称道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帝王是在梁惠、齐宣之先故谓之先，是在神农、黄帝之后故谓之后而已。而荀子所说的“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王制》），这如可说是进步，是很难令人首肯的。
孟子道性善俨然唯心，荀子道性恶俨然唯物。但其实两人都只说着一面，而其所企图的却是要达到同一的目标。性善故能学，性恶故须学。两人都是在强调学习，强调教育的。孟子的逻辑倒不能一概谥为“唯心”。例如他视“白羽之白”不同于“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不同于“白玉之白”：便是他不承认有什么“共相”，有什么“真际”，更不消说还要由“真际”显化而为万物的那种打倒提式的幻术了。在这一方面，孟、荀无宁是同道。他们都不是“错人而思天”的那种观念论者。
荀子对于孟子有所责让，主要是由于他和子思倡导五行学说，所谓“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爰）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非十二子》）。这所谓五行毫无疑问便是金木水火土的五大原素。思、孟的书不全，他们的五行说是失传了。但如《书经》里面的《洪范》，因而及于《禹贡》、《皋陶谟》、《尧典》那几篇，必然是思、孟所“案往旧”而造的说，饰的辞，我看是没有多大的疑问。
从思想的发展上看来，五行说的倡导倒应该是思、孟的功绩。由神道造化的观念，转向于分析物质原素以求解答宇宙万物之根源，不能不认为是一种进步。只是后来的阴阳家把它们误用了，逐渐又转化为了新的迷信，因而遭到了荀子的唾弃。然而这责任是不应该让思、孟来负的。
由物质分析的五行说更产生了惠施的小一说，益之以当时相当进步的历数与音律的知识，本来是可以产生正派的逻辑学的。例如“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虽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孟子并非天文专家而他竟能有说这样话的自信。又如“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万章下》），他对于音乐可见也并不是外行。但可惜这种分析的倾向被帮闲的公孙龙转化而为了支离灭裂的诡辩。而近人却又慷慨地把分析的功劳归之于这位诡辩家去了。
我确实地感觉着，民主的待遇对于古人也应该给与。我们要还他个本来面目。一切凸面镜、凹面镜、乱反射镜的投影都是歪曲。我们并不要因为有一种歪曲流行，而要以另一种歪曲还它。如矫枉常过正，依然还是歪曲。答复歪曲的反映，只有平正一途。
我自己也不敢夸说，我已经是走上了这一步，但我是努力向着这个目标走的。我尽可能搜集了材料，先求时代与社会的一般的阐发，于此寻出某种学说所发生的社会基础，学说与学说彼此间的关系和影响，学说对于社会进展的相应之或顺或逆。断断续续地也算搜求了十五年。关于纯粹考古方面如卜辞、金文之类已有专书。关于社会研究方面，前后的见解有些不同，自当以后来的见解为近是，在本书所收的各文中也大体散见了。有好些朋友要我从新来叙述一遍，加以系统化和普及化，但我实在没有那样的耐心。就是收在这儿的十几篇文章也都是断续地写出来的，我只按照着写作的先后把它们编录了。
这儿正表示着我所走过的迂回曲折的路，是一堆崎岖的乱石，是一簇丛杂的荆榛。这些都是劳力和心血换来的，因而我也相当宝贵它们。有善于铺路的人要使用它们去做素材，我可感觉着荣幸。但如有人认为毫无价值而要蹴它们两脚，我也满不在乎。反正我能弄明白了一些事情，自己觉得时间并没有完全虚费，我已算得到了报酬了。
十五年的岁月并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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